第二次海湾战争中的多国部队总指挥官诺曼·施瓦茨克普夫曾说过：“我们扞卫民主，但并不去实践。”我认为，这是对西方国际关系的最精辟评价。他言简意赅地指出了无所不在的双重标准。作为一部德中历史小说的作者，我也发现了很多相似的事例。　　

　　    面对中国，欧洲政府扮演民主价值观的扞卫者，但在幕后却越来越像一些富豪。好像中国皮影戏一样，在欧洲，一些人一边扮演代表游说集团的虚伪民主的角色，一边却又要被迫面对经济现实的窘境。批评者甚至怀疑欧盟委员会的民主合法性。这本不该让欧洲民众注意到，但似乎越来越做不到了。我原先不相信，这必将导致意识形态的危机，如同在国民经济周期内会反复出现关于资本主义的大辩论一样。哲学家荷马曾说，很多人的世界观根本就只是金钱观而已。不少民众根本不同意政府的财政支出。政客们为救助银行和濒临破产的国家大把撒钱，却没钱给幼儿园和学校等基本生活设施。一切都与钱有关：欧洲急需钱，而中国有钱。　　

　　    专家认为，欧央行购买成员国国债已违反了欧盟海牙条约规定。希腊的问题已众所周知。欧洲货币联盟这个统一欧洲的试验正发生动摇。越来越多的半真相和结构性问题暴露出来。代价越来越大，逐渐变得难以接受。最重要的是人们看到，在财富分配上是如此的不民主。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曾公开建议要继续打破其他条约的规定，因为欧洲已处于可能爆发革命的前夜。在中国，财富为多数人创造。中国人很节省，靠自己实现增长，对未来充满希望。而在欧洲，财富分配让让少数人愈发富有，而包括国家在内的多数人越来越穷。儿童和老年贫困率相对增加，多数居民无法储蓄。财富分配指标每况愈下，有人已预见社会安定将很快受到威胁。“占领法兰克福”运动或许只是一个先兆。长此以往，前总理施密特的话恐怕就要应验。　　

　　     如欧洲深陷金融危机，越来越多地请求中国资助，欧洲想一边公开批评中国、一边从中国得到救助将越来越难。　　

　　   美国似乎也面临着相同矛盾：面对选民，他们不得不摆出一副民主斗士的模样，以转移公众对经济重负和社会不公的注意。同时，他们要中国为他们的生活出钱。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说，中国成了美国的银行家。几百年来，财富首次从东方流向西方。　　

　　     中国副外长宋涛在其《为了中欧关系的美好未来》一文中强调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在欧洲对抗欧债危机中的贡献。外行人看后可能觉得，中国好像已成了全世界的央行，其巨额主权财富基金发挥了重要作用。求钱若渴的西方人一定不能轻易失去中国的资助和投资。　　

　　    鉴此，并为回应宋涛副部长对欧洲一体化的支持，我祝愿中国繁荣、统一。就连西方媒体有时也会想起，中国一直致力于改革，理应得到应有的尊重。人们常说，中国只用了30年便实现了欧洲用200年才达到的经济成就。中国借助德国专家的帮助，改善法律体系即是例证。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特里茨所强调的那样，中国并未像其他新兴国家那样依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世界银行，就取得了这些成就。　　

　　    从历史角度看，欧洲列强欺压、摧残、侮辱中国的时代刚过去并不久。当资本从西方来到东方时，伴随的是军舰。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鸦片交易开启了东方的苦难史。英国商人威廉·渣甸和詹姆士·马地臣把香港当作大英帝国女王的胜利。太平天国起义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革命，死难人数超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总和，而这样一场革命也与基督教有关。中国曾陷入混乱和不稳定，部分后续影响至今依然可见，西方老牌帝国主义国家难逃其咎。欧洲各国政府最热衷的西藏问题，起源恰恰是英国的远征军。很难想象，那些当年想占领西藏的国家今天却出来为西藏主持公道。长期以来，美国对西藏自由的兴趣远远小于它对冷战期间战略态势的兴趣。人们不禁要问，毛泽东主席是否就是因为包括美国中情局在内的西方殖民力量在西藏的种种行径，才决定向西藏派驻军队。　　  中欧伙伴关系即将进入第十个年头。宋涛副部长强调双方在经济领域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上的巨大合作潜力。中国在生态方面也在转变思路。同时，他还呼吁双方本着互相尊重、平等互利的原则，妥善处理摩擦和分歧。　　

　    达赖问题是中国希欧洲伙伴能妥善处理的一个摩擦点或分歧。西方媒体和政府喜欢利用达赖与中国打民主太极拳。这使双方迫切需要的良好关系受到威胁，这完全没必要。事实是：达赖不是素食者，也不是佛教徒，也绝非神圣纯正。他扞卫佛教，却并不践行佛教。佛经贯穿了整个中国历史，中国人比欧洲人更了解西藏的历史细节。中国人也许会感到惊奇，为什么艰难实现政教分离后，这些启蒙国家现在又会听信于达赖这位神政体制的代表。而中国人对欧洲的文化和精神世界有更深的理解，中国人期待欧洲对中国文化和历史同样深度的理解。稳定对中国的意义就如同一体化或民主对欧洲的意义一样。欧美人向来很难理解，民主在其他一些国家并非大多数人所追求的最高财富。重点就在“大多数”这个词。虽然有人不愿意听，但西方亲近的艺术家和活动家并不代表大多数。再如，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在了解了伊斯兰世界的发展后，修改了他关于历史终结的观点，即所有人都希望或将要生活在西方特色的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中。中国的价值观同样与欧洲不同，人们必须接受这一点。同时，稳定的中国也符合欧洲的利益。如像西方要求的那样，包括西藏在内的中国少数民族宣布独立，中国将陷入内战，重蹈苏联的覆辙。与俄罗斯不同的是，动荡的中国可能将把世界经济拖入深渊，更不用说失控的武器了。那时，达赖对欧洲和欧债危机也无能为力。　　

　　 该文引用了中国总理温家宝的话，“中国是欧盟值得信赖的朋友和合作伙伴。”欧盟国家如能反思他们迄今对中国的道义攻击，并向中国做出同样的表态，一定将很有裨益。这并不会令政府和媒体为难，因为他们对世界其他国家的民主、领土要求和人权也采用双重标准，却对自己朋友的问题视而不见。只是人们必须要清楚，自己的朋友究竟在哪里。

　　 (述海、家齐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