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3月20日，在所谓的国际“政治谎言日”，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和民权人士自发组织了呼吁释放刘晓波的声援朗读会活动。与此同时，刚刚结束的中国全国人大会议通过了《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其中允许了在有“危害国家安全”的嫌疑下，可以秘密关押犯罪嫌疑人，顾彬教授，您对这一法律条款怎么看？

答：我不确定事实是否真的如同您刚刚所表述的那样。我曾经试图去寻找这一法律修订本，我在中文原本里看到的内容与您所说的完全相反。也就是说，您得到的信息和我的完全不同。我必须承认，我觉得这样的条款还是说得过去的，因为它只是针对恐怖分子的。

问：那么，是我们还是您的信息有误呢？

答：这我无法判断。

问：让我们来谈谈这部法律的另一个部分吧，我们在德国也有所耳闻的。就在同一天，中国人大会议表决决定，未来网络博客都必须进行实名登记。由此是否可以看出，网络的应用将会发生改变？还是您对此也没有确切的信息？

答：有的，我对这方面了解得相当多。但我的信息仍然和普通人的观点不一样。请不要忘记，我是一个特立独行的思考者，我看事物从来都不是非黑即白。我每天都会从中国人那里收到电子邮件，而发信人没有附上真名实姓，而是署名叫什么“姜宝宝”（Ginger Baby）或“玫瑰女孩”（Rose Girl）。而在博客上也是如此。也就是说，一些人不断地对另一些人进行猛烈的攻击，但同时却不道出自己姓甚名谁。我自己也受到过这样的攻击。因此，一位来自清华大学的民权人士对这一新规定表示欢迎，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为什么呢？他要求，那些提出批评的中国人必须要给出自己的姓名，并承担相关的责任。

问：也就是说，他们不需要对博客实名制登记抱有任何安全上的顾虑……

答：可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啊！如果你要表达观点，就必须报上姓名！如果您的节目受到了攻击，然后批评者署名是“玫瑰女孩”或者“姜宝宝”，您感觉如何？

问：我们又不是生活在中国，也不是在中国做广播节目。这也许就是区别所在。

答：不不不不不！每个人都必须承认自己的观点。我现在在中国的大学里教课，我在这儿讲的话和在德国一样。这儿的教室里没有国安人员，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问题在于，我在课堂上讲的话是不能发表的。我写的东西在中国经常受到审查，但我说的话没人审查。

问：听起来，您的意思是，我们在德国，也许整个西方世界对这个中国政府的看法都是完全错误的？

答：我可没有这么说。事实要比我们想象的错综复杂的多。我们必须要从这种非黑即白的模式中走出来，也就是说：某些地方有一定的规则，人们有权批评，但批评的同时也要遵守这些规则；但这些规则可能拿到别的地方就完全行不通了，这才是这个国家的混乱之处。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人们就是这么浑浑噩噩地一天一天混下去。打个比方，假如说日本人相当于东亚的普鲁士人的话，那么中国人就是东亚的奥地利人。中国人始终就是在混日子。我们在德国抱着一种穷追猛打的态度来观察中国所发生事情，而真正身在中国的外国人，比如我现在就是这样，可以身临其境地观看这场游戏，才知道怎样才能做到两全其美，既坚持了我们的观点，同时又不和对方发生严重的碰撞。

问：您的这个看法很有意思，顾彬先生。那么您认为我们还需要做什么呢，还是什么都不要做？

答：我们需要做的是，和中国人进行讨论。我们德国方面并不是总有对话的意愿。两国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和分歧，我们对于启蒙思想、对于人权的看法截然不同，这是毋庸置疑的。我们必须通过对话交谈来取得互相之间的理解。冷战时期已经过去了，世界如今所处的形势不允许我们当缩头乌龟。

问：顾彬先生，我们今天采访的由头是全球声援刘晓波的活动。这样的声援活动是无可厚非的，尤其是为了这样一个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然而像去年德累斯顿博物馆馆长罗特（Martin Roth）在启蒙艺术展开幕之际指责媒体只关注艾未未事件，不关注展览本身这样的言论却很快成为众矢之的。顾彬先生，您认为像今天全球举行的刘晓波作品朗读会有多重要呢？

答：我们在德国支持的全都是一些在中国没有任何意义的人。中国没有几个人知道刘晓波。艾未未虽然很知名，但却不是什么正面人物，因为人们把他视为江湖骗子。在中国，人们所真正面临的问题，跟我们德国人想象的完全不一样。这个思想简单的民族想的只是生存，我们德国人定义如此之高的人权，在中国人那里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他们理解的人权就是我们明天能得到什么。

　　也就是说，德国人所做的这一切，在中国人眼中完全是精英阶层的事情。我也是非常意外和遗憾地发现，许多许多中国人对于德国追捧艾未未的做法感到非常反感。

（来源：德意志广播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