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8日,东方早报发表与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托马斯·黑伯勒（Thomas Heberer)的访谈录:

东方早报：温家宝此次访问德国重点是与默克尔总理共同启动中德政府磋商机制。这是中国首次同外国政府建立的类似机制。中德建立磋商机制的背景和内容是怎样的？对中德关系有何影响？

黑伯勒：这是两国第一次由两国总理主持的，涉及两国经济、金融、科学、文化、教育和社会等诸多领域高级代表参与的政府磋商会议。德国是中国唯一一个建立两国政府磋商机制的国家，这很明显地意味着，德国对于中国来说将在欧洲扮演更为特殊的角色。另一方面，德国对中国的期待并非仅仅停留在经济合作和帮助欧元疲软国家上。

   经济问题应仍然是双方磋商的焦点。最关键的是中国经济在全球金融危机中的迅速复苏给德国企业提供了大量订单，这促使德国经济开始增长。在这个背景下，这次磋商会议仍然将讨论两国未来的经济和政治合作，比如在汽车工业、电子工业和环保技术领域的协议的签署。

   双方还将对全球金融体系秩序重建和对欧元疲软国家以及欧元本身的持续稳定的结构调整展开磋商。因为欧元的强势稳定符合中国的利益，这可以减少中国对美元的一边倒的依赖。

   货币问题也将是本次会谈的一个重点，尤其是中国表示人民币会国际化。有些观点甚至认为，人民币可能在几年内变成自由兑换货币。

   通常，此类磋商有助于建立双方互信。在德国方面，我认为，德国应该通过这种协商探索方法以支持和帮助中国进一步发展，例如可以对中国的环境保护和法制建设提供德国经验。

东方早报：中德政府建立政府磋商机制有何必要性？

黑伯勒：德中两国在国际上都有类似的挑战：保持经济增长；解决诸如改善全球金融体系等等的全球性问题；减缓气候变化影响；防止网络战等等。解决此类问题，最高级别的政府定期磋商会议对德中两国是非常有必要的，这便于改善双方在处理问题时保持一致、彼此协调和相互合作。

东方早报：目前，欧洲债务危机肆虐，中国是否会对欧洲有一些承诺？

黑伯勒：中国会购买欧元区债务危机国国债，因为一个稳定的欧洲符合中国的利益。作为一个自身定位日益全球化的经济国家，中国正在成为一个包括欧洲在内的全世界所有国家越来越重要的贸易伙伴。合作国家或地区越强大、货币越稳定，中国越有可能和这些国家建立贸易往来。因为它能更可靠地保证各方的利益，更容易实现双赢。运作良好的金融市场是一个稳定贸易关系的先决条件。在年初，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访问西班牙、英国和德国时，他向西班牙政府承诺，继续增持西班牙国债。他说，中国是欧洲和西班牙金融市场负责任的长期投资者。而中国早在2010年10月温家宝访问希腊和2010年11月胡锦涛访问葡萄牙期间，就已经购买了大批的欧洲债券。中国表示，将通过继续增持欧洲经济疲软国家的国债的方式为欧元区的稳定作出贡献。至于最终是否成功，将取决于受影响国家和欧元区本身的经济和政治方案。

东方早报：中国是否能在此次政府磋商中获得德国对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问题的支持？

黑伯勒：原则上来说，武器禁运已经不再有任何的意义。多年来的实际效果表明，它更多的是象征意义。由于带有建议性的性质，大多数国家对武器禁运并不是特别在乎。此外，“两用”技术，即同时可用于军事和民用的技术是不包含在禁运内的。此外对欧洲而言，中国在实施禁运的期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目前对华禁运应予以废除。2010年12月，欧盟“外长”阿什顿也曾呼吁过解除对华武器禁运。

    我个人的观点是，不久以后，禁运就会被废除，特别是现在德国联邦政府的态度明显变化。然而难点在于，解除武器禁运需要所有27个欧盟成员国的一致同意。另一方面欧洲也非常期望中国能加快市场经济转型，以更好地适应国际标准，当然这些期待也包含法律和人权的层面。

东方早报：中德过去几年内曾经历了“价值观外交”的“冷”到现在的“连续三年三次访问”的“热”，现在中德关系的主要障碍是什么？

黑伯勒：毫无疑问，中德经济关系之中有很多的问题亟待解决。在法治和权力的运用上，两国也存在着极大的分歧。但是，在我看来，主要的障碍在于两国之间相互理解的难度。因为我对这两个国家非常了解，所以我一次又一次地发现，两个国家对彼此是多么的缺乏了解。这并不是因为双方对彼此缺乏了解的意愿，因为中国对于欧洲人来说是非常难以理解的：中国独特的区域和地方特色，文化、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很难为外人所能理解和归纳。我经常用各种颜色的宝石镶嵌在中国的地图上用来说明中国的多样性。

    德国尽管要小得多，但因其现代历史的特殊经历，促使它对许多问题更为敏感。这包括法治和人权问题。中国必须了解这些问题，才能理解德国在某些事件上的反应。因此，最为重要一点是，那些理解德国的中国人和那些理解中国的德国人，必须为中德双方的理解和互信的改进架立起一座沟通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