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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中德作家论坛在北京举行

        2013-09-03
         

        在中德作家论坛上,莫言与德国作家福尔克尔·布劳恩对话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德国柏林文学论坛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共同举办的“2013中德作家论坛”9月1日在北京开幕。中国作家莫言、贾平凹、毕飞宇、刘震云、李洱、张悦然和德国作家福尔克尔·布劳恩、舍尔克·法塔、乌尔苏拉·克雷歇尔、罗尔夫·拉佩尔特等,在为期两天的论坛上就“全球化时代的文学”、“责任与自由”、“故乡与乡愁”、“间离与理解”等话题分别展开对话。

        在开幕式上,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在致辞中提到,作家是文学的创造者,也是文学的守护者。“文学带领我们穿越了分隔着人们的千山万水,唤起我们共同的人性,也打开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独特的文化和传统。”她说,对中国作家而言,德国作家是熟悉的陌生人。德国作家的许多作品通过翻译家和学者引进,在中国落地生根,被中国许多读者和作家阅读和思考着。中国许多作家都有过在德国文学和文化中久久徜徉的经验,都曾为之震撼和感动。

        随后,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与德国作家福尔克尔.布劳恩围绕“全球化时代的文学” 和“作家的社会责任”展开了论坛的首场对话。

         
         

        莫言:作家的责任就是人的责任

        莫言首先发表了题为《全球化时代的作家责任》的演讲。遵从国际惯例,他首先从北京当天的好天气谈起,他说好天气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天气和国家间的关系是一样的,只有大家共同遵守规定,全球才能有好天气。

        莫言还谈起了自己与德国打交道的经历。1987年他第一次到德国,当时柏林墙还高高耸立,等到几年后他再次到德国的时候,柏林墙已经荡然无存。他说,当年修建柏林墙时唯恐柏林墙不结实,但是柏林墙被推倒时却又那么容易,没有政府组织,一夜之间就倒掉,完全靠群众自发的力量。莫言对柏林墙的消失表达了遗憾,他认为应该在柏林墙上开个大门,但是墙应该作为风景永远存在。“这毕竟是历史的见证,证明了一个时期精神方面的痛苦。”

          另一件关于德国的回忆是某个下雨天,莫言被一个老太太的一把雨伞的伞角戳到了眼角,眼泪和鲜血同时流出。“伤害我的老太太双眼流泪,浑身颤抖,不断说着我听不懂的语言,我知道她是在道歉。”老太太一直跟在莫言的身后,“好像我伤害了她一样。”同行的德国朋友里有人建议莫言可以起诉老太太,这样他会得到一大笔赔偿。“我觉得没有那个必要,其实老太太内心的痛苦比我眼角的痛苦要深得多。那一次我体会到,一个人无意中伤害别人时,内心的痛苦一点儿都不亚于被伤害的人,我们应该宽容无意中伤害别人的人。”

          最后一件在德国让莫言难忘的事情,是他去汉堡的一个德国女孩家做客,女孩的父亲是位白胖的老人,很慈祥,忙着给大家泡茶,招待大家。女孩的家里有一个小小的铁皮鼓,女孩说这是父亲当年用过的东西。“我们一看实物就知道,她的父亲以前是纳粹的童子军,我们感到奇怪,那么好的一个老人,怎么会和铁皮鼓联系在一起?但这就是历史,这件事也让我们意识到,应该用历史的眼光看问题。很多有严密逻辑思维、智商非常高的人也未必不会被蒙蔽而随波逐流,这段历史不能被遗忘,但这些人应该被宽容谅解。”

        在谈到文学艺术应如何应对当下资本控制的时代时,莫言表示,作家一定要有定力,而不是随波逐流。他回忆说,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商业化大潮来袭,不少官员、艺术家、作家纷纷“下海”,有的炒股票,有的做生意。他自己也没能禁得住诱惑,1992年和朋友合作写电视剧去了。“当时的行情是每集3000元,我和影视公司的协议是一集15000元,还是税后,10集总共挣了15万元。”莫言说,在当时,15万元对一个作家来说是个庞大的数字,比现在的150万元更令人惊喜。但那个时候也有一批作家不受外界干扰,而是非常冷静地躲进他们的书房,开始写作,从而出现了“陕军东征”的文学现象。当时陕西籍的作家推出了好几部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的长篇小说,如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废都》,就引发了整个社会新一轮的阅读长篇小说的热潮。

        “当年下海的所谓聪明的作家其实是愚蠢的。”莫言说。“陈忠实的《白鹿原》后来卖了几百万册,即便是从赚钱的角度讲也赚了大钱,《废都》如果不算上盗版的因素,贾平凹应该是中国最富裕的作家之一。文学作品被翻成外文、拍成电影和电视剧也给作家带来了巨大的收益。”莫言认为,当前社会纷繁复杂,针对同一件事情,网络上可能同时充斥着数十条正面和负面消息,一个作家还是应该有自己的标准,“任你千变万化,任你八面来风,还是要坚定不移按照自己的想法,自己认定的方向前进。”

        谈及作家的责任,莫言说,作家坐在一起自由交谈时大多不会涉及社会责任的话题,回到书房写作时也不会去想“该要履行作家的责任了”。作家的责任就是人的责任,只需要自然地履行,并不需要时时强调。他说:“过去确实对作家定了这样那样的要求,这其实不太符合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作家应该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还是要写他最乐于写和最擅长写的,写最能表达内心生活和内心感想的,自由地运用自己的写作方式。”但莫言也表示,完全的创造自由是不存在的,“作家当然也不能完全无所顾及,至少不能用小说来发泄对某个人的仇恨,不能把小说当成伤害或攻击某些人的工具等。”

        对于如何适应读者不断变化的口味,莫言表示,作为作家,应该致敬读者,但是致敬并不代表向读者投降,“我们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要挑战读者,写一些不太考虑读者感受的作品,没准儿还能影响很大。”

        来自前民主德国的德国作家福尔克尔·布劳恩发表了《大城市小说是全球化时代的乡村文学》的演讲。在讨论中,他表示,自由是一个作家必须拥有的。“文学与政治不同。政治必须做出让步、妥协,但文学不是,文学不能让步、不能妥协。”

        (来源:北京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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