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问题专家杨佩昌在本文从不同角度为读者分析一个真实的德国及其成功的三大特色因素。

    全世界有四类国家：第一类，民富国强。这是人们所致力追求的，世界上这种国家有，但不是太多，德国就是其中的代表。第二类，国强民弱，或者说政府很强大，超级富裕，但老百姓兜里没钱，这以前苏联和一些新兴国家为代表。第三类，国弱民穷，这以亚洲、非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代表。第四类，民富国穷，典型的藏富于民，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美国老百姓很富，但政府很穷，不得不向其他国家借债。

一个真实的德国

    2010年世界各国GDP排名，中国位居第三，德国位居第四，表面上中国GDP已经超过德国，但我们看一组数字就会知道有什么样的差距。德国2010年人均GDP是4万美元，而中国人均GDP是4283美元，而且这个平均数中国农村很多人是达不到的，有的甚至4283元人民币都够呛！

    2008年中国GDP超越了德国，但是，德国是一个多大规模的国家呢？35万平方公里，8800万人口，其中有600万外国人，也就是说德国实际人数是8200万，但诺贝尔获奖得者将近全球一半（包括移民到其他国家的德裔）。还有一些着名的人士，比如马克思、爱因斯坦、弗洛伊德等，这些都是改变世界的人。

    德国有很多世界第一，汽车、化工、机械、环保都是世界第一。而根据英国总领事会公布的数据：德国大学国际化水平2010年也跃居世界第一。在德国，留学生占大学学生总数的10%～15%，因为德国政府每年给大学提供补贴，外国学生越多，补贴越多。这只是补贴而已，财政投入办学的基本经费仍是必不可少的。

   只要你去德国，看到最漂亮的房子一定是大学，在市中心地理条件最优越的也一定是大学。这个国家有300多所公立大学，任何人都可以上大学，没有高考，只有申请制度，申请了就可以去学习，但德国唯一不好的是混文凭太难，如果你抱着混的目的去肯定没戏。

   德国民富国强也体现在这个国家没有城乡差距，“城市是农村，农村就是城市”，基础设施都很好。如果非要分出贫富的话，反而住在城市里的人都是相对比较贫穷的，住在农村的人反而都是非常有钱的。我的德国朋友写信给我，我一看地址是乡下，就可以断定他肯定有钱，如果是城市里的就不一定。

    比如德国有一个经济部长的小舅子让他给企业写一封推荐信。官员给企业做推荐是可以的，但唯一错的是用经济部的信签纸来写，结果被媒体发现。媒体说你有两个嫌疑：第一，用经济部的信誉给小舅子做广告，显然是有谋私利的嫌疑；第二，经济部的一张信签纸是国家的，你自己在市场上买A4纸随便你写。这真的是不拿人民群众一针一线。

    德国一个联邦银行行长到奥地利休假，那个老板一看德国中央银行行长来了，赶紧拍马屁说，住在我这儿不要钱。后来被媒体报道出来结果是丢官。白住两个晚上就丢掉联邦行长的职位。

    德国现任总理默克尔一次跟企业家吃饭，之后立马有媒体质问，总理是不是用国家的钱请客吃饭，总理慌忙把单据拿出来贴在网上，说是自己出的钱。这样媒体才罢休。

民富国强的奥秘

   德国的成功源于三大因素：

    第一，二战后美国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德国人是怎么看待马歇尔计划的呢？他们说，马歇尔计划给西德经济打了一剂强心针，让德国活了过来。如果没有马歇尔计划输血，德国可能就变质了，甚至也有可能向极端倾斜。

    第二，社会市场经济体制是德国成功的保障。二战结束后建立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重点在于确保市场的自由竞争以及市场的有序发展，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框架之内发展经济。社会市场经济的成功奠定了德国今天的成就。因此，社会市场经济制度是是德国民富国强的根本。

    第三，德国职业教育和素质教育世界闻名。德国的教育从幼儿园到小学是不教太多东西的。孩子的第一要务是玩得开心，其次是教一些基本的常识。因此，严格来讲，德国从中学才开始传授知识，并且第一位是教你怎么去学习和思考。大学更是如此，首先教你思考，接下来才给你讲框架性的知识。

    德国大学没有规定的教材，教材是根据老师的喜好和专业背景来确定，也就是说我今天想讲点什么是根据我自己的爱好和专业能 力。唯一例外是德国大学不允许宣传纳粹思想，这是因为德国过去太疼了，觉得纳粹思想太可恨，所以不让宣传。

德国特色在什么地方？

独具特色的法律和政治制度

   德国最厉害最让人觉得敬佩的是他们的法律，尤其是《基本法》，即宪法。德国最根本的成功是把这部宪法当回事。

  第一，德国官员是官不聊生。所谓的官不聊生并不是官员活不下去了，而是他们没有办法通过权力寻租来捞油水。他们不可能随便签字就可以批款，因为这需要议会的辩论、批准和监督。花一分钱议会也是要辩来辩去的。

   如果议员在某一个问题上不代表大众的立场，那下一次选举他就没戏了，选民会把票投给另外的人。此外，最让官员难受的还有无孔不入的新闻媒体监督、独立的司法判决等。

   第二，德国《基本法》第20款规定，德国是一个民主的、社会的联邦国家。民主和联邦的概念很清楚，但如何理解社会国家呢？这就是政府制订的政策有很多的社会元素，也就是更注重社会公平正义。

   这种独特的社会制度是源于德国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政党即社会民主党，它主张社会主义。1959年之前他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计划经济、生产资料公有制，其目标是实行社会主义。1959年社民党通过《哥德斯堡纲领》，放下了生产资料公有和计划经济的包袱，转而接受市场经济。

   德国另外一个主要政党是联盟党。联盟党有基民盟和基社盟组成，两党都具有共同的背景——基督教和天主教。早期的教会就具有政府并不具备的社会救济功能，因此具有教会背景的政党更为关注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德国是一个政治妥协闻名的国家，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相互博弈、妥协。社会民主党跟联盟党相互讨价还价，最后达成妥协，于是德国作为一个社会国家应运而生。在德国，总统是象征性的，是议会选举出来的。德国最有权力的是总理，总理是选举得胜党派的党首。

   此外，德国的环境很干净，干净到一尘不染，没有尘土裸露的地方，否则就是违法，要么用小石子铺上，要么全是草地。我读书的大学有一条小路，从我上大学起看见在铺，一年的时间都没铺完。你知道是怎么铺的吗？一颗一颗石子拿来研究，摆放在哪儿比较好，然后像一个艺术品那样搁在某个地方。

   莱比锡大学图书馆用7年时间内装修，装完以后就是一个精品。在德国去图书馆不用抢座占座，也许有人会问：不是这个大学的学生可以进去吗？当然可以，只是你不能把书借出而已。大学图书馆、城市图书馆满足了全民的读书需求。买书在德国很贵，一本书大约30～40欧元，也就是300～400元人民币，所以一本书如果在德国发行3000～4000册就不错了，能卖到5000册以上就算得上畅销书。

   德国吃的很便宜，德国最便宜的是几样东西，第一是面包，很长的一袋面包在市场上卖0.18欧元（相当于中国1块多钱人民币），够你吃很多天，稍微贵一点是0.35欧元左右，更贵的也有。第二是牛奶，牛奶是欧洲人必喝的东西，一升0.18欧元，也有0.25欧元的，0.3欧元的。第三是果汁以及汽水，不到1欧元一瓶。

    为什么吃的会这么便宜？德国政府大量的财政支出是用于补贴，德国政府最大的三项支出是：一个是对农业的补贴，二是对住房、租赁业、住房建筑业的补贴，三是对交通业的补贴。这三大块的补贴占据了德国财政支出的35%，这叫“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如果把社会保险等其他补助加起来就将近50%，另外20%用于国防、外交，20%用于教育、科研，只有不到10%是用于公务员开支。

    而且德国国家财政支出不打任何折扣，因为财政首先要有预算，年底有决算，少了一分钱就要小心你的乌纱帽。知道谁来监督政府吗？第一大监督是议会，这一关太难躲，反对党眼睛睁得大大的，若政府多花一分钱你就等着倒霉。第二，媒体天天盯着。第三是司法监督，没有政法委，不管多大的官，到了法院该判就判，这是独立的司法。第四是德国独具特色的审计署。审计署官员精确到某个票据，换句话说几十欧元、几百欧元的钱都要说出来干什么了。

   所以德国在方方面面把漏洞给补上，补上之后官员真的是官不聊生了，确实是找不到任何借口往口袋里揣点钱。

   德国在议会民主的基础之上，跟别的国家不一样，议会人数大约为600人左右，这就是特色。为什么？因为一般来说一个国家议会500人以下的是民主国家，500人以上是独裁专制国家。奥妙在那儿？因为500人以下可以来辩论、吵架的，可以针锋相对。如果有两三千人开会你觉得有可能讨论吗？那是不可能的。德国刚刚迈过民主国家的槛，也就是说在600人左右，所以德国是一个民主国家，但有一点社会主义的元素。

独特的经济制度——社会市场经济

   德国取得成功最根本的东西是社会市场经济制度。

   讲社会市场经济，要追溯到很久以前。19世纪李斯特的重商主义，直到后来的历史学派，他们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强调国家的作用。德国社会市场经济和上述两者虽然有重大区别，但是都没有否定国家的作用。

  之所以讲德国特色，是因为德国确实有自己特色的地方：全世界在19世纪处在古典主义的黄金时期（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主义、强调市场的自我调节机制），但进入了20世纪二十-三十年代却出现了问题，发现市场失灵了，之后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大家认为政府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即国家这只看得见的手是必不可少的。

   德国并没有顺着这一规律发展，而是拧着来。19世纪西方主要国家自由放任主义盛行、主张发挥市场作用时，德国却强调发挥国家的功能和作用，例如李斯特主张国家提高关税保护幼稚工业。为什么？因为德国是一个后发国家，它需要依靠国家力量来发展。

    20世纪20年代后，大家觉得市场之手失灵，需要政府的另外一只手来发挥作用，但这个时候德国的弗莱堡大学有一帮法律背景的经济学家，他们提出了不同东西。他们也承认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是不合理的，或者在那个时候是有问题的，但也不认为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是合适的，更不认同苏联的中央计划经济模式。他们认为问题症结是市场缺乏秩序，市场的失灵是缺乏秩序造成的。

     瓦尔特•欧肯，还有弗兰茨•伯姆、威廉•罗普克等几个人提出一套理论和学说，这套理论学说就是弗莱堡学派。弗莱堡学派的理论实质：第一，强调充分市场机制；第二，国家发挥警察的作用来维护秩序。因此，战后德国的主流经济思想跟全世界西方其他国家并不一样。除德国之外，凯恩斯主义在西方主要国家得到广泛的认可。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德国的确是一个具有自身特色的国家。

    德国人为什么会选择市场经济？这是因为德国有一个体制发挥了作用，即德国的社会保险。现在我们讲“三险一金”、“四险一金”就是德国发明的。现在的保险制度是德国创造的，虽然最早的《济贫法》是16世纪英国颁布的，但那是有选择性的，即有困难的人才适用，而真正具有普遍性、让全体人适用的是德国人发明的。

    1871年德国统一后，德国首相俾斯麦颁布了三大法律，疾病、工伤、老年和残废保险制度构成了现代保险的基石。有了保险之后就有了人身保障，不至于拿起武器搞革命。俾斯麦发明保险，其目的其实就是保证工人的基本生存，削弱工人阶级的斗志，让他们不再狂热地搞武装斗争。这个保险传统甚至在希特勒时期也没有完全中断。

    到1949年面临关键选择时大家想要安宁，不想折腾，因为计划经济和生产资料公有制意味着一种新的尝试，意味着就要去冒险，这时候德国的保险主义就冒出来了。多数人不要冒险，只希望按原来的套路走。所以最终选择了一个新成立的政党——联盟党，因为联盟党主张私有制和市场经济。让人高兴的是德国这条路走对了。

    事实上，德国并不止两个政党，德国有很多小党，小党发挥了独特的制衡作用。有一个党几乎永远是执政党，叫自民党，这个党得票率一般为10%左右，最辉煌的得票率是12%。但这个党的制衡作用很厉害，它跟哪个党结盟哪个党就执政，反哪个党哪个就完蛋。

走中间路线，真正不折腾

     1945年联邦德国成立之后，首先是由联盟党和自民党执政，联盟党有一个关键人物是路德维希•艾哈德，后面是其助手阿尔马克，他俩是弗莱堡学派的信徒，把弗莱堡学派思想转化成社会市场经济理论：以自由的市场竞争为主轴，以秩序为保证。

    德国经济从1951年开始腾飞，到1966年才减缓，这15年时间德国国民生产总值从当初的百废待兴到1966年人均GDP超过1万马克大关，德国15年实现的，有的国家用30年都没有做到。

     到了1966年之后经济骤然下滑，出现了暂时性的经济危机。这个时候就看出德国人民非常厉害了，他们要开始纠偏，因为总是一个党执政不太好，换一个其他党执政看看，这时候给了社会民主党一个机会，原来是基民盟，右派政党沿着右边往前走，人们觉得往这条路走下去，慢慢的会偏得更远，因此要扳过来，于是换了另外一个党，这个党在左边，扳了一点回来，这意味着德国大部分时间在中间道路上行走。

   德国基民盟奉行的经济政策经济路线是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与前苏联的计划经济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自称中间路线。左翼党上台之后也要找一个中间平衡点，平衡点一方面是原来联盟党说的中间点到前苏联计划经济之间往左又移了一小步。但不管是什么，一定远离苏联中央控制的计划经济模式。

    现在的事实证明，计划经济破产了，但在很多年前我们却将之视为神圣的东西，不可以触碰，而德国人早在二战结束时就知道计划经济不行，其实这个东西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弗莱堡学派就已经在批判了，奥地利学派哈耶克写了一本着作《通向奴役之路》，其思想跟弗莱堡学派有异曲同工之妙。

    虽然奥地利学派与弗莱堡学派不尽相同，但两者都属于新自由主义的范畴，而且都具有一个共同点：德意志人的理智思考。

    1966年社民党上台之后出现了一个伟大人物，这个人叫卡尔•席勒，这个人把凯恩斯主义引进到德国，但并没有将其意识形态化去推崇，只是当成手里的一个工具来用。席勒引进凯恩斯主义的初衷是为了纠正弗莱堡学派的偏差。1966年德国经济衰退，通过凯恩斯主义的总体调节政策，1967年下半年到1968年初经济快速回升，走出经济衰退低谷。可惜，1972年席勒因为政治原因辞职。

    席勒之所以下台是因为他反对福利国家过度倾斜，在那个时候他就已经意识到了，如果往这个路继续走下去，今后国家的负担会越来越沉重，经济不可能支撑下去。德国从1998年起德国社民党施罗德上台之后做的一件事就是削减社会福利，包括现在的政府都在做这个事。

     但在1972年之前席勒就告诉全体国民不要往社会福利国家道路走得太远，可那个时候所有的政党包括他自己所在的党都说要建设福利国家，为什么？因为在上世纪70年代的国际大潮之中，社会福利国家如火如荼的在欧洲建立起来，尤其在英国，瑞典，芬兰，挪威等国越走越远，现在都往回收，德国的政治家保持理智，很清醒，这与得当的思辨能力有关。

  联邦德国之所以民富国强，是因为有清醒的人指引着国家，同时国民也非常理智。

  

蛋糕怎么合理切分？

    社会福利从1949年建立起来之后，1957年德国开始颁布《反对限制竞争法》，随后又颁布《联邦银行法》，这两大法律的颁布标志着社会市场经济的基本建立。到1967年德国还颁布了《稳定与增长法》，把国家调控经济作为一个重要的政府职能，明确规定政府的四大职能：第一，保持物价稳定，第二，充分就业，第三，内外贸平衡，第四，在上述基础之上经济的适度增长。

    在四大目标中，历来基民盟政府把物价稳定放在第一位，社民党上台之后把充分就业放在第一位。在社民党执政期间做了很多事，强化各种社会保险，工人参与到企业里。

    在德国办企业不要发愁，政府除了两样事情之外不会管你：第一是税收管理，什么东西可以做，但不能逃税。第二是工人管理，到德国做公司，能不雇佣德国人就不要雇佣德国人，为什么？一是对工资要求太高，二是工人参与企业管理的愿望太强烈。在每个大型企业里都有一个企业委员会，由劳资双方组成。其中必须有一个人由劳方出任的高级人事经理，专门负责人事，裁员需要通过他的同意才可以。

    在德国办企业不需要批准，只要备案，只要把章程写好就行。在德国官员吃饭时动不动需要你买单。这对他们来说太不可思议了！

   德国首先没有工商局这个部门，要成立一个公司有专门的工商注册机构，只管注册，其他什么权利都没有，而且注册费用很低，把注册和登报费加起来，100欧元左右就能搞定。另外，任何一个警察不可以随便登门企业，除非受到邀请。卫生检疫的可以检查食品和餐饮企业，但是必须在收到举报、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这个地方有问题才会进去。

    所以在德国做企业很自由，只要把钱挣了，把税交了，把工人安抚好就可以了。德国的中小企业很多，小有小的自由和好处。德国法律规定，超过12个人以上的企业必须组成企业委员会，在12个人以下的企业不用。德国小企业特别多，多到你随便转一个街道，上一栋楼都是小企业，一栋楼里有几十家公司。

   不像中国注册公司只能在办公楼，住宅楼不允许注册公司，德国没有这种说法，只是分有面子无面子的楼，有面子搞豪华一点，没面子在家里做，因此，德国企业的经营环境非常好。

    德国实行率进税率制，即多收入就多缴税。德国的个人收入所得税最高税率达到58%，这意味着亿万富豪交的税相当高。如果你是一个亿万富翁就很吃亏，所以大家都愿意做中产阶级。

    笔者的很多朋友公司在在瑞士边上的小国列支敦士登注册，那个国家只缴纳7%的个人所得税，其他什么税都没有，全国2.8万人只有3个人失业，还是不想干活的，有钱不用工作。那个国家的富裕程度已经超过了德国，国家越小越富裕。

     另外,联邦制国家意味着每个地区根据自己的特点发展自己，如果一刀切做事永远做不好，联邦下面有州，中国翻译叫州，但原文叫国家（State），“国家”里照样有总理、有宪法，什么都有，州管的是经济、文化、治安、警察。联邦政府只有一个权限即拨钱，这个税收上来要拨多少钱给地方，除了拨钱没有任何职能。

   德国的领导人，特别是企业领导人有强大的前瞻能力，这是中国很多企业家所不具备的。笔者有一个好朋友原是德国辛克全球货运的董事长，这个人在美国次贷危机后立即把该公司股份全卖掉。问他为什么这么早就能看出来？

    他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就意味着有可能演变成美国的金融危机，美国的金融危机就有可能演变成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现在听起来觉得很符合逻辑，但在当时发生时是否知道才是关键。现在他成了德国最大的风险投资商，并且准备在中国投资环保与网络教育。

    德国人的前瞻意识表现在企业经营管理和对大事的把握之上。德国最富的三个州分别是：一个是巴伐利亚州，巴登符腾堡州，北威州，这是德国最富最强大的三个州。巴伐利亚州是以它的汽车制造、化工、电子取胜。巴伐利亚州有宝马。巴登符腾堡州以中小企业取胜，当然也有大企业，奔驰就在这个州。

    最西边的北威州是传统工业，以机械制造取胜，那儿有一个鲁尔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煤炭和钢铁制造业非常兴旺，到了60年代末企业就思考如何的发展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例如钢铁大王克虏伯不再做钢铁的初级生产，而要做精细加工，其中无缝钢管非常厉害，到现在为止没有哪个国家无缝钢管的质量是超过克虏伯的。再有中小企业，每个企业至少有一项核心技术或产品，也就是说从60年代开始德国开始思考经济转型，从而使德国的产业长盛不衰，所以德国有很多百年老店、基业长青的企业。

    德国还有很多东西可讲，限于篇幅笔者做了一个小小的总结：德国民富国强是毋庸置疑的。在这个国家,人民安居乐业，官民友好相处，社会一派和谐。

(作者：杨佩昌，留德学者、德国经济政策史博士,从事欧洲经济政策与中欧贸易研究，欧中经济技术交流促进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