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德关系近年来取得的积极进展和良好态势，成为当前世界大国关系中少有的亮点。在默克尔总理率团出席中德第二轮政府磋商、进行她任内第六次、年内第二次访华之际，在舆论普遍关注中德高层频繁互动、政府间磋商阵容庞大和议程密集之外，更应当引发国际社会的思考：在世界经济阴晴不定、国际政治波诡云谲的情况下，大国应当怎样担负起自己的责任，应当怎样合力去构建积极有为而非消极对抗的相互关系。

    专注发展、同舟共济是中德合作的动力

    专注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将经济和技术合作这块蛋糕做得更大更好，无疑是将地理上相距遥远的中德两国紧密联结起来的最强有力纽带。中德双方政府和企业共同努力，为两国建交四十年交上了一份令人振奋的成绩单：从1972年的2.75亿美元到2011年的1690亿美元，双边贸易增长600多倍。德国已成为欧洲对华投资和输出技术最多的国家，在华设立企业7000多家，累计投资项目7500多个，对华投资超过300亿美元。德国对华输出技术累计近1.6万项，合同金额占中国自欧盟技术引进合同总金额的近40%。同时，德国也成为中国在欧洲最大的投资目的地，累计金额近10亿美元，仅2011年中国在德投资项目总数就达158个，成为当年在德投资项目最多的国家。

    2009年以来延宕至今的欧洲债务危机，是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国家面临的自二战以来最为严峻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也是当前世界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但正是在问题和挑战面前的相互依存和彼此信赖，使得中国已经成为德国领导欧洲应对危机而必然要借助的主要“外力”之一，中德关系因此取得了一年一个新台阶的跳跃式发展：2010年中德关系升格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11年双方成功举行首轮政府磋商。中德政府磋商是中国政府与外国政府建立的最高级别的对话机制，也是目前德国政府最为重视的与欧洲以外国家政府的协商机制，被两国领导人誉为一个“创举”。作为中德之间级别最高、规模最大、议题最为广泛的政府间对话，政府磋商机制的建立充分体现了中德关系的战略性、全局性和协作性。从首轮政府磋商的议题和执行情况来看，“深化政治互信、促进互利合作”成为磋商的宗旨，议题涉及政治、经济、环境、社会、科技、教育、文化和媒体等各领域，已超越传统的政府间合作范畴，深入到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社会治理经验共享以及文化相互认知等层面，充分体现了两国政府心无旁骛、专注发展的协作精神。同时，由政府首脑亲自主持，多位政府部长亲自参与也充分体现了中德政府强大的执行力和高效率。

     理智务实、求同存异是中德合作的基础

    政府磋商不仅是培育共识的重要平台，也是解决问题、化解分歧的重要机制。由于经贸合作是两国关系的重要基础，德国又正处于应对欧债危机的关键时刻，如何进一步提升经贸合作、共同应对危机挑战无疑将是此轮政府磋商和默克尔总理访华的主要议题。

    由于各种矛盾的长期积累和欧洲各国国内政治和地区政治的复杂性，欧债问题发轫至今三年仍未见尽头且持续发酵，并已随着贸易和金融性投资等渠道传递至亚洲地区。由于购买力下降和商业不景气，今年上半年中欧贸易增速下降，中国对欧出口已陷入负增长，欧盟自2006年以来一直保持的中国最大出口市场地位被美国超越。占中欧贸易总额三分之一的中德贸易首当其冲，中国对德出口有5个月出现下降。同时，由于市场对欧债行情持续看低，中国所持欧债的保值增值前景不乐观，进一步增持欧债的动力下降。在去年的首轮政府磋商中，中德双方提出了“争取至2015年双边贸易额达到2800亿美元”的目标，为达此目标，中德贸易在未来三年要保持年均近370亿美元的增长，任务非常艰巨。此次默克尔总理到访天津空中客车组装厂以及拟议中的中国购买空客飞机计划，就是两国提振经贸合作、阻止下行态势的重要举措。同时，创造公平、合理的市场环境，抑制市场保护主义以保护两国企业的投资积极性，也是摆在两国政府面前的重要问题。在美国发起对中国光伏企业的“双反”调查后，欧洲尤其是德国企业出现了“跟风”迹象，要求在欧盟层面对中国企业进行类似调查。在不干预市场竞争的前提下，两国政府有必要在政策层面为企业创造更为有利的投资环境，同时致力于通过平等协商来化解分歧和矛盾。

    由于大国间利益格局的复杂性，中德关系发展并非一帆风顺。除了在经贸领域合作与竞争共存的局面下要妥善应对分歧、协力化解矛盾外，中德在对一些国际和地区问题的立场分歧上也应秉持同样的协作精神。从默克尔总理年初访华的“伊朗议题”到此次访华期间的“叙利亚议题”，中德在对问题性质的判断和解决问题的手段方式上存在分歧，但这并不妨碍两国在理智务实的基础上坦诚地交换意见，不放弃从分歧中寻求并扩大共识的努力。

    中德合作的示范效应：大国关系应积极有为而非消极对抗

    在当前国际格局处于深刻变化的时期，大国政策及其相互关系很大程度上将主导格局变动的方向。世界经济已然举步维艰，旧有体制已然千疮百孔，是积极有为、协力共进还是消极对抗、祸水外引，是各大国政治决策者必须要做出的抉择。与德国同属基督教文化圈并与中国同样有着密切经贸联系的某些国家，在此抉择面前却推卸其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体和危机始作俑者的责任，考虑的更多的是如何将其国内政治集团的私利和维护其全球“霸业”的贪欲凌驾于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之上，利用“战略转移”和“再平衡”等手段制造事端、升级矛盾。同样应该反思的是与德国同样有着不堪回首历史的邻国。不过数十年间，德国就完成了从“祸害欧洲”到“拯救欧洲”的华丽转身，这来自于德国人对过往错误触及灵魂的深刻反思，来自于德国民族独立思考、善于“扬弃”的深刻智慧，更来自于德国政府务实灵活、不事张扬的政治风格。而我们的邻国至今仍放任右翼势力猖獗，放着国内成堆的政治经济问题不管不顾，却热衷于追随某些国家搞“战略再平衡”，往周边国家历史创痛的伤疤上一再撒盐，让两国人民过往四十年朝向和平友好的努力正在被逐渐销蚀。

    两相比较之下，作为各自所在地区的最大经济体、作为全球主要的制造业大国和贸易大国、更作为具有强烈责任感的大国，中德之间的务实合作正为纷乱的世界源源不断地释放出正能量，应当成为危机时期大国共处的典范。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欧盟研究部主任 崔洪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