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 寻求和解

　　人民日报驻德国记者 管克江

      教科书是重要的学术、政治和教育媒介，它们不仅诠释着哪些知识被传授、何种能力受鼓励，而且在全国范围内传播关于国家身份的理念。教科书可以激起种族、文化、宗教、政治的冲突，但同时也能成为消弭或调解这些冲突的途径。

　　格奥尔格·埃克特国际教科书研究所（以下简称埃克特研究所）位于德国中部城市布伦瑞克。走进这座白色小楼，迎面就是一个图书室，展示着来自世界各国、各个时期、不同领域的教科书。最靠近门的两排书架上摆放着德国各地学校正在使用的历史教科书，林林总总约有上百本。翻开这些教科书，关于犹太人大屠杀和纳粹时期暴行的内容清晰可见。还有些单行本专门介绍安娜日记或纳粹历史等。该研究所是国际知名的教科书研究机构，副所长埃克哈特·富克斯教授对本报记者表示，深刻反省历史、承担历史责任已是德国民众的常识，历史教科书就是最好的证明。

　　不断修正历史认识

　　德国的教科书修订也经历了一个过程。二战结束后十多年间，联邦德国（西德）民众很少公开讨论纳粹暴行，历史教科书中也没有关于犹太人大屠杀的描述。历史学家马蒂斯·海尔认为，这是因为在战后初期，美国试图在盟军占领区实施美式教育改革，然而由于大量启用了有过加入纳粹党经历的教师，改革受到消极抵制。1949年西德成立后，在“国家重建”和“社会稳定”政策影响下，对历史的反省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相比之下，民主德国（东德）一开始就对纳粹分子进行了彻底清算，并谴责犹太人大屠杀是纳粹最严重暴行之一。不过历史学家安内格雷特·埃曼也指出，东德的历史教学偏重讲授民众的反法西斯斗争，而没有明确反犹主义的历史和文化根源。

　　1959年至1960年，西德发生了数百起排犹事件，激起各界深思。时任内政部长施罗德承认，西德在历史教育方面缺乏一个教学大纲，也没有形成共识，导致学校内部思想混乱。他建议在课堂内外重新开展价值观教育，防止年轻人受到纳粹反人道主义等思想的侵蚀。从此，在德国历史教科书中逐渐出现犹太人大屠杀等内容。从上世纪70年代起，对历史的陈述增加了更多人性视角，学生从一个个有名有姓的犹太人的遭遇中，对纳粹暴行有了深刻认识。

　　今天，在德国16个联邦州的学校里，犹太人大屠杀事件被列为历史课的必修内容。它被放置于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来观察：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纳粹崛起，德国建立独裁政权，纳粹的意识形态和反犹思想形成，纳粹的反人道罪行以及侵略战争肆虐，等等。除此以外，德国学校的公民课、文学、宗教等科目中都会涉及相关内容。

　　从遮掩回避到认真反省，德国历史教科书发生这样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富克斯认为，冷战的大背景和西德对融入西方社会的诉求是最重要因素。冷战时期，西德把同周边国家和解作为最重要的政治目标。“通过深刻反省历史、承担责任，我们赢得了周边国家的尊重。”富克斯说，两德统一后，德国历史教科书的变化更加明显：从单向传授历史知识，转向鼓励学生深入思考；从专注国内历史，转向欧洲乃至世界背景下德国的发展；从以德意志民族为主的德国历史，转向多民族共生的多元社会历史。

　　双边委员会作用显着

　　双边教科书委员会是德国为赢得国际尊重而加强国际合作的最好例证。其背后多数有埃克特研究所的身影。

　　上世纪50年代，德法教科书委员会成立。双方通过对历史问题的学术探讨，为德法关系的发展重新注入活力，消除误解、重建信任。2006年，第一本德国和法国共同编写的历史教科书面世，这也是德国唯一一本得到所有16个联邦州批准使用的中学历史教材。埃克特研究所的斯特布尔博士对记者表示，德法历史教科书具有极大的政治象征意义，是德法政治和解的标志。

　　德国和邻国波兰有着长期复杂的历史纠葛。1972年成立的德国波兰教科书委员会为双方沟通历史认识做出了突出贡献。尽管当时的西德和波兰分属不同阵营，委员会依然成功促成签订《有关联邦德国和波兰历史和地理教科书的建议》，双方召开了数十次教科书研讨会议。到上世纪80年代以后，双方在历史教科书上的分歧基本得到了解决。预计德波合作编撰的历史教科书将在2015年问世。此外，埃克特研究所还成立了德国以色列教科书委员会和德国捷克教科书委员会等双边合作平台。

　　富克斯说，这些双边委员会的成立有着明确的政治意图，即以教科书为媒介，消除或减少双方在历史和地理等问题上的偏见和分歧。埃克特研究所不直接参与德国历史教科书的编写，但它为教科书编撰者提供沟通平台。

　　政治意愿是核心要素

　　谈到历史教科书问题，人们少不了将德国和日本做对比。在日本东京大学任教的德国籍历史学教授斯文·扎勒尔分析称，历史教科书在日本成为“问题”，在德国却无人质疑，主要是三方面原因造成的。

　　首先是两国应对外界批评的态度不同。战后西德最主要的政治目标，就是成为国际社会受尊重的一员。当在历史问题上受到国际社会批评时，德国不仅虚心接受而且主动改正。相反，日本在战后绑定与美国的同盟，不惜冒被亚洲孤立的危险。

　　其次是两国政治力量介入的密度不同。德国在战后尽量减少政治对历史教科书的干预。教科书编写基于社会共识，最后需请独立机构和专家评审。日本却由文部省负责评审，受到政党政治的左右。当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日本民众普遍承认侵略历史、呼吁承担历史责任时，自民党内却有强大的政治力量反对“考虑邻国感情”，结果导致一些客观描述二战历史的教科书无法通过，获批准的教科书中批判性内容大量删减。

　　最后，两国历史教育的宗旨不同。德国历史教育的目的是寻求国际和解，以史为鉴，面向未来。而日本却过分强调“爱国主义”和“健康的民族主义”。

　　扎勒尔表示，在德国教科书经验的推动下，日本一些历史学家积极参与了国际历史教科书研究，日本、中国和韩国已经建立了这样的交流平台，这是很有意义的进展。不过，由于日本执政者继续坚持把历史教育“民族化”，国际研究成果转变成课堂教材还有待时日。

　　课堂内外还原历史真相

　　人民日报驻德国记者 郑 红

　　德国的中学生究竟如何接受历史教育？为此，记者近日采访了波恩市克拉拉—舒曼中学的历史教师凯斯·哈散和他的学生卡蒂亚·辛格霍夫。

　　克拉拉—舒曼中学是一所文理中学，学校课程分为初级和高级两个阶段。在初级阶段，学生每周上3个学时的历史课。十年级时，学生进入高级阶段，除了必修德语、数学和英语课外，每年要有两门选修课。历史课是最被重视的选修课，所有的学生在这一阶段的3年中必须至少有2年选修历史，其中犹太人大屠杀这段历史是必讲部分。

　　德国每所学校的历史老师都有权选择自己所用的教材，但各种教材在内容上没有本质区别，只是所选取的材料和给学生提出的任务不同。克拉拉—舒曼中学的历史老师最终从北威州规定的范围中选定《时代与人》这套丛书作为教材。在这套教科书第四册中，介绍了从20世纪初到2000年的德国历史，这本320页的教科书里，纳粹德国和二战的历史占据了60页篇幅。书中介绍了希特勒和纳粹党如何在德国获得权力，纳粹德国所谓表面上的“成功”、纳粹德国人民的日常生活以及二战的历史。除了史实的介绍外，书中还使用了大量历史资料和照片：希特勒和纳粹党头目讲话讲稿和照片、纳粹集中营受害者的照片，以及上世纪30、40年代美国对希特勒的讽刺漫画等上百种图像、文字历史资料。

　　在专门介绍对犹太人进行屠杀的章节中，编者详细介绍了纳粹对犹太人屠杀的每一个步骤，从隔离、建立集中营、集体枪杀，再到集体驱逐以及集体屠杀，并消灭痕迹的过程。书中呈现了万湖会议对犹太人进行集体屠杀的决定。在1944年8月的一张照片中，纳粹头目希姆莱正在审视一个俄罗斯男孩，看他是否符合人种要求，这关乎这个男孩能否继续活下去。书中还收录了集中营的看守在接受审讯时认为自己没有过错的谈话记录：“我只是负责记录数据而已。”

　　书中对纳粹的罪行没有任何遮掩，详细介绍了纳粹使用毒气室屠杀犹太人的每一个细节，包括如何处理尸体：要检查每个死者的口腔，拔掉他们的金牙，以及检查女人的私处是否藏有贵重物品等。教科书还给学生提出开展活动的建议，让学生去所在的城市寻找集中营等历史遗迹，搜集查阅历史资料等。在章节的最后，教科书还提出德国现在的极右翼政党和新纳粹问题，鼓励学生思考讨论。

　　此外，德国社会的各个层面都渗透着对于纳粹历史、种族主义和大屠杀的反思。这让学生在上课前已经了解了很多相关的历史知识。“除了历史课外，我们学校的德语课、法语课和宗教课都对这段历史有所涉及。”

　　为了让学生不是机械重复地获取信息，而是真正理解那段历史，哈散经常组织学生在课堂上自由讨论。“大约在2009年的时候，有人抛出‘纳粹德国是最好的社会福利国家’这个论断，我就把这个观点拿到课堂上，让学生们讨论。学生们马上反驳：纳粹党抢夺了犹太人的财产，并对他们犯下了屠杀罪行，当然不能算是‘社会福利国家’。”

　　辛格霍夫在高级阶段3年时间里都选修了历史课，她对纳粹德国的历史尤其感兴趣。谈到让自己印象最深的一次历史课，辛格霍夫说：“有一次，老师放了里芬斯塔尔的电影《意志的胜利》的一个片段。这部电影我以前从没看过，电影的场景设计让演讲者仿佛在教堂中布道一样，显得很有权威性。我设想，如果自己处在当时的环境里，可能也会相信他说的话。通过这个电影，我了解了纳粹党对人民意志的统治方式，了解了为什么煽动性宣传对一个国家来说是危险的。”

　　培养学生批判性思考能力，是历史教师的一项重要任务。在高级阶段的选修课上，一个班大约有15个学生，一堂课下来，基本上每个人都有机会参加讨论。教师的作用相当于主持人，对学生的讨论进行引导和归纳，而主体则是学生。比如哈散会问学生，第三帝国是否合法？学生们要根据自己的知识来判断历史。有的学生说，纳粹党掌握权力是通过议会选举决定的，单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它是合法的，但另一方面，第三帝国没有实行民主，希特勒通过在议会推行《授权法》得以实施独裁，所以它其实是不合法的。这种课堂的讨论，也会被计入学生最后的考试成绩中。

　　除了书本上的历史材料，德国境内保留了许多集中营遗迹，作为让后人永远铭记这段历史的“活教材”。尽管克拉拉—舒曼中学所在的波恩市附近没有集中营，但学校会组织每届学生在城市博物馆中与历史见证者对话。学生可以向曾经在纳粹德国生活过的人提问，这些本地的历史见证者中，也不乏犹太幸存者。十年级的时候，辛格霍夫所在的班级去柏林旅游，利用这次机会，他们参观了柏林附近的萨克森豪森集中营。“亲眼看见当时的犹太人在怎样狭小、拥挤、恶劣的条件下生活，对我来说是一个震撼。我觉得那段历史真的太糟糕了。”

　　像辛格霍夫这样的年轻人，身上的历史包袱已经不再像父辈那样沉重。但他们了解，正是对于历史的认真反省为德国带来了其他国家的尊重。辛格霍夫说：“现在在街上到处可以看见外国人，城市里的多元文化已经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德国已经融为欧洲的一部分，极端思想在这个国家成为不被接受的事物。”

    历史教材反思侵略罪责

　　人民日报驻德国记者 黄发红

　　“不会又是讲纳粹历史吧？”这是德国学生对历史老师常说的一句调侃话。但这句话也说明，德国中小学的历史课对纳粹历史反省的密度之大。

　　德国有16个联邦州（相当于中国的省），教育事务由各联邦州负责。每个联邦州都十分重视反省二战和纳粹历史。这一点可以从各联邦州制定的历史教科书中看出。

　　柏林自由大学教授克劳斯·施罗德对本报记者表示，“德国有很多名目不同的历史教科书，但在评判纳粹历史和二战方面，所有教科书的基调都是一样的：谴责纳粹恐怖暴行和发动侵略战争行径，并毫不质疑德国所背负的罪责。”

　　勃兰登堡州教育、青少年和体育部（以下简称教育部）新闻处负责人斯特凡·布赖丁介绍说，在上世纪50至60年代期间，德国的历史教材主要反映德国人在二战中遭受的痛苦和不幸，比如二战中对德国的轰炸、德国公民和战犯被驱逐等。到了近二三十年，德国人给其他民族和国家造成的苦难逐渐占据了历史教科书的核心内容。其中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以及对政治反对派的追杀迫害尤其是重点。“形成这样的历史教学观念是通过不断反思而逐渐取得的。”

　　布赖丁介绍，对于二战和纳粹历史的教学，最主要的标准是其科学性。教授历史课的目的在于：第一，介绍过去的史实；第二，以人权为标准对历史进行评判；第三，形成民主意识，防止未来再出现独裁统治。

　　与其他联邦州一样，勃兰登堡州的历史教材由市场化的出版社编写提供，但运作过程有一整套严格的体系。

　　历史教材的题材和结构通常由出版社与一到两位外部出版人联合拟定，出版人可以是历史学教授或者是历史教学法教授。具体拟定什么样的内容则要参照该联邦州的教学大纲，因为教学大纲各州不同。

　　出版社编写好教材后，要向州教育部提出教材审批申请，只有通过审批的教材才能被学校采用。州教育部会在审批通过后颁发教材许可，并在其年度报告中公布获得许可的教材目录。教材的审批程序由《教材法》做出规定。除此以外，文化部长会议和州宪法、学校法等法律文件也对教材审批做出约束。

　　教材的购买和资助由学校主办方完成。具体购买哪种教材，由一个学校所有历史教师组成的专业大会决定。历史教师根据教学经验，在得到许可的教材中选择最适合本地教学方式的教材。

　　教材需要符合最新的专业研究水平，这包括历史学和历史教学法的最新研究成果。此外，教材还不能违反政治历史教育的基本原则。这意味着，如果对某一历史事实有不同的阐释，那么在教材中就要同时体现出这些有争议的阐释。这一规定的根据是1976年通过的德国“博特斯巴赫共识”。该共识涉及的是政治课教学法，认为，就某一课题出现争执时，必须对各种不同观点进行全面介绍和讨论，教师的个人观点微不足道，更不得将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学生。

　　因此，多视角、争议性、多元化的原则在历史教学中得以执行。视角不同，得到的历史资料则会不同，因而对资料的阐释也可能不同。对于这些不同的阐释，每位学生又可以得出独立的观点。这种历史教学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在事实基础上对历史形成个性化和理性的评判能力。

　　柏林自由大学最近发布的一份调查显示，虽然纳粹历史是学生最为了解的历史内容，但仍然有50%的学生不认为纳粹施行的是独裁统治。这是该机构对5个联邦州4600名九、十年级的中学生进行为期3年跟踪调查得出的结果。该项目的负责人、柏林自由大学教授克劳斯·施罗德称这样的结果“令人震惊”。

　　德国文化国务部长伯恩德·诺伊曼表示，该结果应该让所有为此负有责任的人警醒。他要求所有联邦州加强学校在这方面的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