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源远流长的中欧人文交流中，一个小人物被历史记住了。他叫沈福宗，1657年生于江苏江宁府(今南京)，1692年死于葡属东非(今莫桑比克)。沈福宗出身平凡之家，无安邦之伟绩，无传世之着作，凭什么青史留名？

来看看沈福宗的那些事。他在1681年后的10年间周游欧洲列国，所到之处引起轰动，皆被奉为上宾。他向罗马教皇英诺森十一世进献中文书籍，成为梵蒂冈图书馆最早的汉籍藏本。他给“太阳王”路易十四表演中国书法，演示如何使用筷子，并赠送《大学》、《中庸》、《论语》等儒家经典的拉丁文译本。他还是有史记载的首位会见英国国王的中国人。英王詹姆士二世特命宫廷画师克内勒爵士为沈福宗画像，悬挂于自己的卧室，该画作今仍由英王室收藏。

关于沈福宗传记的版本较多，但大体脉络一致。他不是第一个登陆欧洲的中国人。在他之前有确切史料记载的，还有1645年到欧洲学习的“留学生”郑维信和1649年南明永历帝派往罗马教廷求援的“外交官”陈安德。相比之下，沈福宗更像一位“访问学者”，在推动中欧人文交流、提升中国国际形象方面，可谓功莫大焉。

沈福宗的成功主要有三点原因：一是恰逢其时，赶上欧洲启蒙运动时期“中国热”盛行；二是投其所好，迎合启蒙运动中欧洲人看世界的需要；三是善于沟通，用当时的“世界语”拉丁文介绍中国文化经典，很好把握对方的舒适度。

沈福宗在欧洲的传奇结束150多年后，大清国的道光皇帝提出了“着名”的问题，“究竟英吉利地方周围几许？到回疆有无旱路可通？与俄罗斯是否接壤？”300多年后的今天，仍有不少欧洲人也在提“着名”的问题，比如“中国可以上互联网吗？北京机场有出租车吗？”可笑之余，我们也应扪心自问，在日益密切的中欧人文交流中，我们对自己国家的介绍是不是还不够，是不是还不到位。

300多年来，欧洲对中国文化的看法，从当年的追捧开始，经历了排斥、选择性排斥、选择性吸收等诸多过程。虽然和300多年前相比，欧洲人对外来文化更有兴趣、更加宽容，但对自身文化核心的坚守丝毫未减，对外部力量推广舶来文化心存芥蒂，“西方中心论”仍然占据欧洲社会意识的中心。我们这代中国人，既面对着中欧人文交流的新机遇，也担负着塑造、雕琢欧洲人对华认知的艰巨任务。沈福宗300多年前的传奇故事，可以为今天的我们提供很多有益的启示。

(作者: 陈研棋 国际问题观察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