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礼贤（Richard Wilhelm）无疑是中国文化在德国最重要的传播者之一。他在1926年出版的着作《中国之魂》（ „Die Seele Chinas“） 正好触动了当时德国读者的神经，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之后，试图从遥远的东方寻找新的意义所在，而卫礼贤在书中正是把“来自中国的人生智慧”推崇为“现代欧洲的良药和救赎”。到今天，卫礼贤之所以仍被几乎所有对中国感兴趣的德国人所熟知，归因于他对中国哲学核心着作的译介工作。他不仅把儒家思想的经典，如《论语》和孟子的着作译成德文，还翻译了道家的经典（《道德经》、《庄子》）、古老的神谕之书《易经》，以及墨翟的着作：一共八卷译文，并且一版再版。虽然现代汉学界早已认为卫礼贤的译文过时，但德国的读者不管这些。直到今天，卫礼贤的中国古典哲学译本仍然广受喜爱。

      从施瓦本到青岛
     但在一开始，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卫礼贤会成为中国文化的拥护者。这位神学家1873年出生于斯图加特的一个玻璃画匠之家，后来就读于着名的图宾根神学院，也就是哲学家黑格尔、谢林，诗人荷尔德林和默里克的母校。这里的氛围深受施瓦本的新教思想和冥思传统的影响，德国哲学和文学传统的重要部分从这里产生。肯定是这些文化遗产，使卫礼贤能以不同于他的许多同胞的异样眼光看待中国。
     作为年轻的牧师和传教士，卫礼贤1899年被同善会派到青岛，当时德意志帝国刚刚在山东半岛南部建立的殖民地胶州。当时的殖民者倚靠仆役，和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十分隔绝，卫礼贤和在那里生活的其他德国人也不例外。但他很快就不满足于这种状况。他开始学习汉语，不久就跟中国人建立了联系。他的同胞们表现出的殖民者的高傲让他很反感。1900年，义和团起义爆发，德国士兵在搜捕起义者时欺凌中国农民，这时，卫礼贤挺身而出，和村老谈判，阻止了德国军队进一步的暴力行为。他用自己切身的感受来回应西方商人、官员和军队固执的成见。例如，在他的着作《中国之魂》中，他回忆起备受蔑视的苦力：“我现在发现的却是，根本就没有什么苦力：有的只是人。”

   

 

 

 

 

      

 

 

　　　

      

         卫礼贤在青岛的旧居
　　　

       后来，卫礼贤建立了一个德中小学和一所医院。与受过传统教育的中国官员的交往中，他开始了解中国文学和哲学。越是深入地研究中国古代的着作，他越是深深地敬仰中国的文化。对西方教会在中国的传教活动，他也表示出越来越大的怀疑。在晚年，他有一次提到，自己作为传教士没有使一个中国人皈依基督教，这让他颇感安慰。
     因为承担教师和校长的工作，他不但在自己的中国朋友那里赢得了尊重，还被朝廷授予一个名誉官衔，以褒奖他在教育事业上的成就。
     1920年，当卫礼贤和家人一起返回德国的时候，中国已经变成了共和国。胶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日本人占领，早就不再是德国的殖民地了。新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正为一个现代化的中国而寻求新的方案。1922年，卫礼贤再次前往中国，在德国驻北京公使馆担任科学顾问。同时，他还在北京大学教授德国文学和哲学，与一个由德国人和中国人组成的小组共同编写了一本德英汉哲学词典，张君励是这个小组的成员之一。他和北大的校长蔡元培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蔡元培曾在德国留学，同样肩负着沟通德中两国的使命。

      晚年
     在此期间，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大学设立了一个汉学教授教席。卫礼贤被聘请为教授。他从1924年起在这里执教，直到1931年英年早逝。在此期间，法兰克福的“中国学社”成立。该学社和北京大学合作，以促进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为己任。当然，那时的理解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盛行的秘传思想的影响。卫礼贤自己和他的朋友们，其中包括赫尔曼•黑塞、赫尔曼•凯瑟林伯爵和心理学家卡尔•古斯塔夫•荣格，都对“中国的人生智慧”有一种神秘的想象，把它当作和西方理性主义相对立的观念。卫礼贤的翻译也不能摆脱这种认识的影响。但卫礼贤对德中对话所作的贡献，并不因此而受到减损，直到我们生活的今天，它仍然在德国和中国双方面都发挥着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