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伦茨乐队，这支起源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由一名智障学校的老师和一名智障学生发起的乐队，在经历了30多年的成百上千场演出后，来到了中国北京，登上了万里长城。

　　我和布伦茨乐队（Die Brenz Band）的创始人霍尔斯特·托德（Horst Tögel）约在路德维希堡的火车站，这是一座仅有10万居民的德国小城。见面的时候，他手上拿着一本毛泽东作封面的德文杂志，说是刚刚买来的，还兴致勃勃地告诉我，他已经建议他的儿子去中国青岛学中文，显然他还沉浸在刚刚结束的10天中国之行中。这位七旬的老人头发和胡子都已经花白，偶尔表情严肃，但一笑起来就充满感染力，幽默健谈的他在一个小咖啡馆里将他和布伦茨乐队的故事娓娓道来。

　　"手风琴"和"德语"的交易

     一切开始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那时候的托德还是路德维希堡一名智障学校的老师，二战时纳粹几乎将德国所有的残疾人都杀光了，尽管战争已经结束数十年，但人们对残疾人特别是智障人士的排斥感并没有消除：餐馆里，托德和他的智障学生们总是被告知已经没有座位了；街上，人们总是见到他们就绕开。这种让人愤怒又无奈的排斥，托德都看在眼里，但最让他心疼的还是他的学生们对这种排斥的无声反应，他们变得越来越沉默和难以沟通。

　　 沙瓦托乐·普格力色（Salvatore Pugliese）就是其中心理问题最严重的一位，这个当时只有14岁的意大利孩子，患有先天性智障，母亲在他出生后不久就去世了，父亲带着他以劳工的身份来到德国参与战后重建。在这个语言不通，又遭人冷嘲热讽的地方，他唯一的伙伴就是他的那架手风琴。至今包括他自己在内没有人清楚，他是什么时候怎样学会拉手风琴的。作为智障学校的老师，托德尝试了无数方法都没能走进沙瓦的世界，直到托德给自己也买了一架手风琴。托德试着和沙瓦作了一笔"交易"：沙瓦教托德拉手风琴，托德教沙瓦德语。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的琴声吸引了其他的智障学生，他们表示要跟着一起演奏，布伦茨乐队就这样在位于路德维希堡布伦茨街上的智障学校里诞生了。

　　"我和沙瓦曾经几乎无法沟通，但是音乐把我们的距离一点点地拉近，现在我们相互实在是太了解对方了。"说到这里时，他又露出了动情的微笑，尽管他可能已经跟很多人讲过这个故事了。

　　万里长城上演奏

　　小咖啡馆里此刻放的是Kenny Rogers的《she believes in me》，人渐渐多起来，托德和我也等来了布伦茨乐队这次中国之行的策划者之一彼得·斯沫（Peter Sömmer）。彼得的到来将我们的话题转到了乐队此次的中国之行，他们都用"不可思议"来形容乐队在长城上的演出。我告诉他们中国有句俗话叫"不到长城非好汉"，他们很激动地说，那我们现在都是好汉了。

　　"临行前，每个人脑中都对中国有着一种印象或者说是偏见，认为亚洲人都是很矜持的，我们本以为可能他们是很友好的，但是在音乐会上观众的反应会比较冷淡，可事实却正好相反。观众们的反应简直太出乎意料了！他们都站了起来，他们为我们欢呼，他们大声地叫喊。在演出结束之后，他们上台来和我们的乐队成员合影，要他们的联系方式。托德有一次很美妙的经历，你讲一下！"

　　热情的中国观众"我们在青岛的演出之后，一位中国女士走上台用流利的德语对我说：'请给我一用力的、热烈的拥抱吧！让我回家之后还能感受到这个拥抱。'前天我还收到了她的信，她说想要来德国拜访我们，这让我很感动。"

　　谈到为什么要去中国演出时，托德告诉我，他们去中国之前，在德国了解到的是，中国的残疾人生活的很不好，甚至境况和当初二战结束之后的德国差不多，所以他们去中国演出。到了中国之后，他们所看到的残疾人的境况并没有那么糟，所以他现在也无法判断，在中国残疾人的真实境况到底是怎样的了。但无论在哪里，他们想要的，只是消除正常人和残疾人之间的这种界限。

　　"我们就是想要把那些出于社会边缘的人们，拉回到社会这个整体中来，向我们的观众展示，如果人们愿意的话，残疾人可以和所有人一起生活、一起做事情。我们的乐队中有一半智障人士，另一半是身体正常的人；有年轻人，也有老人，最大年龄的是80岁；我们都信奉不同的宗教；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政治见解。所有这些人组成了这一个乐队，也许我们有时候在合作时会产生困难，但是我们还是很好的证明了，如果人们愿意的话，不同的人可以很好的一起生活。这就是我们演出的目的。"

　　"Amazing Grace"和"茉莉花"

　　咖啡馆里的音乐不知什么时候停了，能听到的只是人们聊天的声音。托德说，沙瓦和另一位乐队的智障成员哈拉尔特·斯密德应该已经下班了，我们可以去他们住的地方找他们了。

　                                                                             乐队队员合影

       这是一座很整洁温馨的宿舍楼，楼里住的都是智障人士，是由政府出资建设的。我们到时，沙瓦、哈拉尔特和另一位乐队成员尼科尔已经在楼下等我们了。他们说话时语速略慢，但笑容和拥抱都真挚而热情。沙瓦和哈拉尔特的客厅墙是橘粉色的，除了基本设施之外，还摆了一架钢琴。

　　我："在中国感觉怎么样？还想再去么？"

　　哈拉尔特："中国很好，可是我必须说实话，我在中国的时候病了，所以在中国时我并不舒服，如果不生病的话，我很愿意再去一次中国。"

　　我："你最喜欢的音乐家是谁？"

　　哈拉尔特："莫扎特！"

　　我："最喜欢的曲子呢？"

　　哈拉尔特："《费加罗的婚礼》"

　　我："你的人生理想是什么？"

　　哈拉尔特："有时候，我感到害怕，是的，我有时候还怕，但是我只是想在路德维希堡安静的作一个公民。"

　　我："但是你不需要害怕，你已经很棒了！"

　　哈拉尔特："是的，我知道。我以前必须忍受一些事情，现在这种感受还偶尔会有，虽然不想这样。"

　　我："你有时好像也在乐队里担任领唱，来一首吧，我很想听！"

　　哈拉尔特："我想唱一首《Amazing Grace》，钢琴伴奏，通常我和布伦茨乐队一起表演这首歌，这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

　　哈尔拉特的表演之后，尼科尔显然也被勾起了兴致，为我唱了一首刚刚在中国学会的《茉莉花》。哈拉尔特、沙瓦、托德还有我也都跟着哼唱起来。也在这样的情景之下，我似乎明白了几天前台下中国观众的感受。

　　临别的时候，托德告诉我，他们刚刚在巴黎获奖了，我问，队员们都知道了么？托德说，我告诉他们了，但是他们不知道那是什么，他们只知道表演能让他们快乐。

　(作者: 王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