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段时间，西方国家接连发生一系列令世人震惊的事件：美国信用评级近百年来首次遭下调，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持续恶化，挪威发生死伤惨重的枪击爆炸案，英国爆发几十年未见的大规模街头骚乱。种种困境和乱象表明，在国际金融危机的沉重打击下，西方正在经历深刻的制度性危机。

　　经济难脱困境

　　从金融危机爆发到现在已经3年过去了，西方各国经济不仅复苏乏力，而且深陷困境。更糟糕的是，目前根本找不到解决问题、走出困境的办法和出路。

　　首当其冲的是债务困境。金融危机后西方发达国家财政赤字与主权债务攀升至二战结束以来最高，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飙升了近21个百分点。评级机构穆迪的一项研究表明，2007年到2010年全球公共债务将增加约15.3万亿美元，其中八成来自西方七国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警告，二十国集团中的发达经济体到2014年的政府债务水平可能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18%。今年5月美国国债达到14.29万亿美元的上限，目前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10%，国债总额占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约100%。奥巴马总统签署提高债务上限与削减财政赤字的法案，化解了债务违约的“近忧”，却迎来市场对财政赤字能否真正削减的“远虑”。美国一半以上的州债台高筑，有的州濒临破产，只能靠举债度日，加利福尼亚州窘迫的财政状况甚至迫使州政府提前释放了4万多名轻罪犯人，密歇根州一些城市裁减了1/3的警察以减少支出。在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持续蔓延，继希腊、葡萄牙和爱尔兰之后，其第三、第四大经济体意大利、西班牙也被认为有可能面临债务违约，法国的债务风险也令人担忧。有经济学家预测，未来20年发达国家将持续面临高债务困扰。事实上，美国和欧洲许多国家的经济增长早就深陷债务依赖模式，只能通过借新债还旧债来解决经济和财政问题。为应对债务危机，美国一再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致使全球流动性严重泛滥，导致新兴市场资产泡沫风险上升，不利于世界经济总体复苏进程。

　　“无就业”复苏也是普遍困扰西方国家的“危机后遗症”。美国今年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仅为1.3%，6月个人消费支出缩减0.2%，个人收入增幅也下降到0.1%；7月失业率好于预期，但仍高达9.1%。有学者分析指出，美国的实际失业率大大高于官方公布的失业率，因为官方的统计模型不科学、不切合实际。欧盟失业率仍在9.4%左右，其中德国7%,西班牙高达21%，葡萄牙经济则仍在负增长。英国前首相戈登·布朗指出，未来10年欧洲和美国将面临巨大的失业问题。经济复苏难以拉动就业和消费，消费低迷反过来影响经济复苏，为克服债务危机而采取的紧缩减赤措施又加剧了这种恶性循环，这就是西方经济面临的难以摆脱的困境。

　　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坦承：“大银行和高收入的富人们虽已享受到‘经济复苏’，而实体经济的中小企业和相当大一部分劳动力，却无法摆脱经济困境并且仍然在艰难中挣扎”。格林斯潘指出的这种现象，恰恰折射出西方经济制度的本质。

    政治深陷僵局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近年来几乎每个西方国家政府的支持率都在下滑。

　　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在债务上限争论中表现出的“痛苦、分歧和失调”震动了世界，美国主权信用评级被下调在全球引起轩然大波。奥巴马总统说，美国这个国家没问题，有问题的是美国的政治；他敦促美国国会拯救经济，呼吁政治领袖们着眼于下一代，而非下一次选举。标准普尔在发表的声明中透露，美国政治决策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增加、对美国政治决策机制的信心下降，是其决定下调美国信用评级的基本原因。美国有限电视新闻网主持人扎卡利亚称，美国政治制度中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大大下降。国际社会也对美国两党表现反应强烈，舆论认为发生在华盛顿的不只是一场经济危机，更是一场政治危机：美国两党将政党争斗置于世界经济安危和各国利益之上，损害了美国的声誉，也动摇了世界对美国政治制度的信心。

　　一位前欧洲国家政要在评价危机应对政策时指出，欧洲政治被选举政治劫持，政府在制定和实施经济政策时过多考虑政治和选举因素，罔顾经济客观规律和国家长远发展需要。德国媒体也评论说，在政府领导人看来，“连任比责任更重要”。债务危机前，欧洲国家为取悦选民、争取选票，盲目增加福利、推高债务；债务危机发生后，受相关国家国内政治矛盾牵制，以及受到欧洲国家与欧盟政治决策之间冲突的影响，债务危机久拖不决，引发民众对现存政治结构的不信任和对政治体制效率的质疑。比利时甚至发生因政治僵局导致国家一年多时间无法组成新政府的事情。美国《时代》周刊发表《民主能解决西方的经济问题吗？》的文章指出：“大西洋两岸的政治问题有着相同的症结——即现代民主国家选举政治的要求”，“西方政客们将选举胜利这种狭隘的利益看得重于更大的国家长远利益。他们关心的不是削减赤字、提高经济竞争力，抑或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他们的眼光最远也就是停在下一次选举计票上。”

　　这里再举一个稍远一点的例子。2009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财政赤字高达数百亿美元。为缓解财政危机，当年5月19日，加州进行了7项全民公决，其中6项涉及加税，1项涉及冻结公务员工资，结果，涉及加税的6项条款全部被否决，只有冻结公务员工资的1项获得通过。人们不禁会想：这样的“民主制度”究竟能解决什么问题？但愿美国不会用全民公决的方式决定是否偿还其所欠外债。

　　社会动荡不安

　　与美国政府靠举债度日一样，美国多数家庭长期以来也习惯于举债消费。储蓄不足使美国人对经济萧条的承受力很差，经济衰退会迅速演变为社会不满。经济迟迟走不出困境，使70%的美国人认为国家正走在错误的道路上，将近2/3的美国人认为这个国家正在衰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戴维·布鲁克斯撰文指出，美国人不再信任其政治制度的可靠性，而这一制度是整个政府的根基之一，这种信任的丧失导致整个国家陷入复杂而阴郁的情绪，焦虑、悲观、羞愧、无助并且戒备心强。

　　金融危机以及反危机紧缩财政措施，也使欧洲社会久已存在的福利、就业、移民等问题凸显、激化，导致民众示威游行不断，欧洲社会稳定和多元文化融合受到冲击。多年来欧洲福利制度一直面临变革压力，在金融危机冲击下更是难以为继，各国纷纷推出福利削减措施，引发民众不满。2010年以来，先后爆发了希腊反紧缩示威及骚乱、法国数十万民众反对提高退休年龄游行和多行业大罢工、英国民众抗议学费上涨、西班牙民众抗议高失业率以及全欧反对削减社会福利大游行等大规模抗议活动。此起彼伏的民众抗议不只是因为福利被削减、生活水平下降，更是为了反对社会不公，反对“让普通民众为资本家的贪婪和政府的无能埋单”。

　　就业问题一直是西方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一位法国学者曾断言，如果找不到失业问题的解决办法，资本主义将会自行瓦解。反危机紧缩政策导致失业人口尤其是社会中下阶层和年轻的失业人口大幅增长。据德国媒体报道，2011年6月，欧盟国家15岁到24岁之间青年失业者总数超过500万人，平均失业率为20.5%，西班牙和希腊的青年失业率分别高达45.7%和38.5%。大批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对社会不满，对政府失望，对前途迷茫，很容易成为社会动乱因素。近期英国多地爆发的大规模骚乱就震撼了整个西方社会。

　　移民问题也因金融危机和经济困难而凸显。欧洲社会一直试图实现社会多元化和多元文化融合，以体现欧洲社会模式的优越性和包容性。但是近年来，受失业率攀升和社会福利削减影响，反移民情绪普遍上升。法国高调驱逐境内罗姆人，比利时等国立法禁止在公共场合穿戴穆斯林服装，德国总理默克尔宣称德国构建多元文化社会的努力“彻底失败”。挪威发生的枪击爆炸案表明，西方国家社会矛盾凸显，激进和排外思想抬头，为极端主义和暴力恐怖活动滋生蔓延提供了土壤和机会。

    　变革压力加剧

　　事实表明，金融危机带给整个西方世界的，不只是经济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和国家发展方向问题。西方国家一向引以为傲、一直不遗余力向别国推销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模式，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光环黯淡。

　　有西方学者和前政要指出，西方目前缺乏具备战略眼光的政治家，缺乏系统全面的战略思考和安排，缺乏重大的哲学思考，“短视、功利和表象化充斥社会各个领域”。西方社会实际上存在着严重的意识形态禁锢，只有很少数的政治家和学者能够比较客观地分析西方制度和体制存在的问题，能够理性地分析西方目前的处境和能从其他国家那里学到些什么，“执政者则醉心于眼前力量对比表面的优势，千方百计迎合西方公众既自负又恐惧的心理。”思想的僵化必然导致制度的僵化。西方目前的困境和僵局，正是其制度丧失生机和活力的反映。

　　尽管如此，西方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弊端还是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暴露无遗。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偏离平衡越来越远，以至发生结构性危机，将导致经济的、政治的、社会文化的无序的动荡，当前这套制度已经无法继续下去；本次金融危机使“华盛顿共识”失去主导地位，凸显了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不稳定性，美国式资本主义已经从神坛上跌落下来；资本主义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积累模式已逐渐陷入僵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举债、财政赤字、军事扩张5条“逃生之路”非但未取得成功，反而加剧了矛盾，资本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已达到了极限，西方政治模式和意识形态霸权已经终结；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崛起，不仅是新的经济和政治力量的崛起，也包括观念和模式的国际竞争。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是，西方国家的制度和体制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变革压力。

（来源：求是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