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特·维尔纳出身于一个德国进步知识分子家庭，中学毕业后，在书店学徒。16岁加入德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8岁加入德国共产党，23岁怀着与中国同志一道“为反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而斗争”的志向，与丈夫一道来到中国。来上海刚刚一年，便遇上“九一八”事变，4个月之后又遇上海淞沪战争，次年春天，希特勒法西斯在她的祖国攫取政权。面对这样的国际政治形势，鲁特·维尔纳自觉投入了反法西斯斗争。

　　她来上海不久便结识了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通过她又结识了鲁迅、丁玲、宋庆龄等人。尤其是经史沫特莱介绍，认识了“红色间谍”佐尔格，这次相识决定了她一生的道路。日后她称佐尔格为她的“老师和榜样”。当时佐尔格正以德国记者身份在上海从事情报工作，她在佐尔格的情报关系中，结识了几位中国同志如陈翰笙、王学文、董秋斯等。

　　鲁特·维尔纳的主要工作，是以她的家为佐尔格小组提供秘密接头地点，保障他们活动期间的安全，收藏情报资料，偶尔也隐藏武器、电台，有一次甚至按照佐尔格指示，隐藏了一位遭国民党当局通缉的中国同志。开始时，这一切都是背着她丈夫干的。但是，长时间在家里隐藏一个不懂英语，无法与之交流，素不相识的人是不可能的，她只好把一切都如实告诉罗尔夫。可想而知，他们之间发生了一场激烈争论，罗尔夫以她和孩子的安全为由，反对她冒这种风险。她则抗辩说，这位中国同志若因此遭逢不测，她永远不会原谅他。罗尔夫最终还是赞同了她的意见，并且客气地招待这位中国同志在家里隐藏了两周，但他们的婚姻却由此出现了无法弥补的裂痕。

　　1932年初淞沪战争期间，她在自己的家里掩护了一些无处躲藏的中国人；她凭着一张日本人的名片，冒着枪林弹雨穿行在日本人居住的城区，寻找两位在战火中失踪的中国同志；她还以慈善活动名义，去医院慰问受伤的十九路军官兵，借此了解战事的详情。除秘密情报工作之外，她还为德国共产党《红旗报》写过一些关于中国的报道和评论，帮助鲁迅收集过凯绥•珂勒惠支的绘画作品。

　　1932年底，佐尔格奉命调回莫斯科。次年夏天，鲁特·维尔纳也被调往莫斯科接受了将近一年的情报工作训练。1934年夏天她与恩斯特假扮夫妻，被苏联红军情报部门派往沈阳，配合刚刚成立的抗日游击小组从事抗日斗争。他们的主要任务：一是利用电台向苏联传递有关情报，向当地游击队领导人转达苏联的建议；二是利用自己的外国人身份，为游击队筹措破坏铁路、工业设施、日军首脑机构的炸药。

　　他们租住在张学良旧日一栋别墅的配房里，及时与活动在丹东、吉林的两位游击队领导人建立了联系。他们的接头地点大都约好在沈阳街头。有一次丹东那位同志来她家，用马车拉走50公斤制造炸药用的硝酸铵。她还亲自去过一次吉林，冒险为吉林游击队领导人送去制造炸药的配方和材料。有一次，她在沈阳街头与那位丹东来的同志接头，刚把交换信息的纸条交给那位同志，街道便被警察和日本兵封锁起来，来往的中国人必须接受搜身检查。丹东那位同志坦然地接受了搜身，但日本兵只是搜查武器，并未注意他身上的纸条儿。

　　1935年4月，丹东那位同志被捕了，日本人在他家里发现了炸药。为了维尔纳的安全，苏联方面指示她与恩斯特经北平撤回苏联。抗日战争胜利后，人们从东北日伪档案中发现，日本人在追查游击队上线领导时，确实注意上了她的行踪。后来，鲁特·维尔纳又奉命去了欧洲战场，在那里工作到战争结束。

　　二战以后，鲁特·维尔纳返回柏林，50岁开始作家生涯。她的第一部小说《一个不平凡的少女》，以东北抗日战争为背景，描写了一位德国姑娘与一位中国抗联战士的爱情故事。1977年她出版的《索尼娅的报告》(中译《谍海忆旧》)则忠实记录了她在中国与欧洲反法西斯战场上的情报生涯。

（来源：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