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7日至28日，中国和德国将在柏林举行范围最广的政治会议，这在中德之间是史无前例的。我的一位年轻同事，德国处处长告诉我，他的团队觉察到，德国媒体的片面报道达到了少见的强度。尽管如此，他们将满怀信心地筹备政府磋商，因为他们相信，这样的对话有助于减少偏见。

　　这让我印象深刻。因为，在好几个事件上针对中国非常不公正的报道让很多我们这样一直致力于推动双边关系的人感到痛心，有些傲慢的指责也损伤西方媒体在中国的形象。但是，每当我看到这些中国年轻外交官们充满信心的脸庞时，我明白：尽管如此，没有任何理由对中德关系的发展悲观。我们的合作越来越紧密。

　　五一假期，我与家人一起参观了德国“启蒙的艺术”展。目前它正在位于北京中心的国家博物馆展出。博物馆的外墙让人肃然起敬，内部由中德建筑家共同重新改建。整座博物馆看上去非常清新、现代、开放。当我徜徉在油画和发明展品之间时，其中一些已有200多年历史，我不禁想到欧洲启蒙和工业化的漫长时代，想到德国经历的起起落落，以及随之而来的动荡、战争和殖民对世界其他地区又意味着什么。凭着良知、智慧和勤劳，德国走出了这段困难的日子，最终实现了民主与富裕。

　　但即便是一条经过考验的成功之路，也总有需要改进之处。许多欧洲国家目前身陷困境，应当反思如何改进。

　　相反，中国在现代国际社会中是个后来者。我们在短短几十年间迅速走过了别国上世纪的发展道路。我们尝试着保持发展速度不出现大的滑坡，同时避免国际冲突和国内动荡。在改革开放30年后，稳定和富裕终于重回中国。我为此感到自豪，因为这来之不易。

　　但我们的目标还未达到，改革之路仍很长。邓小平，这位70年代末改革路线的制定者曾讲过，中国的改革就像“摸着石头过河”。然而我们只能往够大、够稳的石头上迈每一步。

　　与此同时，中国人的期望增长很快。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努力在满足民众期望的同时，避免踏上摇晃的石头，从而危及国家的稳定。这正是当前五年规划的目标，而这已经是第12个五年规划了。

　　有着8千多万党员的中国共产党不久将庆祝其成立90周年，这是一个让我们可以骄傲地回顾成就的契机，而这些成就是中国共产党多少代人历尽艰难取得的；这也是思考如何与时俱进、更好地为广大中国人民服务的时刻。

　　这项审慎的政策不仅为中国创造了新的机会，也为像德国这样我们在欧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创造了机会。过去一年，中德贸易额将近1000亿欧元，占到整个中欧贸易额的三分之一。

　　因此，对于双方政府而言，重要的是坐在一起并共同考虑如何更紧密地合作。两国各十多位部长将在联邦总理女士和中国国务院总理主持下面对面会谈。讨论的议题既有传统的合作领域，也有电动汽车、医疗改革等新领域。我们期待本次磋商取得成功。

　　两国关系中当然也有问题，我认为，这并非源于根本利益不同。产生问题的原因是双方间太缺乏了解和互信，这恐怕是一个冷战后遗症。冷战期间，西方无法与前苏联建立互信，因为互视对方为敌人。但是，今天的中欧关系已完全不同以往，我们是利益交融的战略伙伴，在很多领域的合作不断密切。但在德国总有一些人要退回老思维里去。其实，今天早已不再是谁打败谁的问题，甚至经济上都不是这样，而是我们如何合作。在此背景下，双方应该接受彼此的差异，我们应当按照自己的速度走自己的路，通过多种方式相互受益。

　　我女儿的经历说明，这一切并非那么容易。她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从来不知饿滋味，享尽改革开放的果实，了解并喜爱西方文化。她是学艺术的，对政治不太感兴趣。但是，她在西方国家上大学的第一年是非常艰难的。西方媒体对她了解、熟知的中国事情歪曲报道，让她非常困惑。她总是问我：“为什么在这样一个信息畅通的时代，中国人了解西方这么多，而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却如此之少？为什么他们报道得这么片面？为什么他们这么粗暴地指责我们？”这种感受几乎是每一个在西方生活的中国人经常有的。我也思考过媒体消极片面报道中国的原因。有一个原因是肯定的，那就是中国长期以来与西方隔绝，由此产生的信息鸿沟从未真正克服过，西方对中国长久以来的刻板印象和陈腔滥调依旧是滋生偏见的温床。中国也必须学会向世界说明自己，不能指望中国道路可以不言自明。这只是中国需要改进的几点之一。这并不容易，太长时间以来，我们只和自己打交道，而且学得比我们希望的要慢。但在这方面，下一代人将比我这一代人强很多。

　　（根据傅莹副外长接受德国《商报》记者泽林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