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德国前外长菲舍尔主持的一个国际性的历史学家委员会对德国外交部二战期间犯下的历史罪行进行了郑重的调查研究，发表了一个让人震惊的研究报告。

　　报告指出，德国外交部在1933年至1945年是纳粹统治的重要支柱，外交部职员在许多情况下直接甚至主动参与排犹，只有极少数人反抗排犹。二战结束后，德国外交部重新起用、提拔一些纳粹外交官，并粉饰外交部的历史。报告发表后，德国外交部已决定将其作为培训外交官的重要教材。

　　在中国，人们喜欢拿德国和日本的历史反省态度做比较，普遍认为前者的态度郑重而坦诚，后者则不敢直面、遮遮掩掩。

　　这种态度的差异有其必然的历史文化原因，值得人们去研究探索。笔者以为，这些原因或有如下几点：

　　其一，二战之后，德国纳粹主义的社会结构受到相当彻底的摧毁，其意识形态也被较为彻底地清算。而在日本，占领日本的美国出于冷战和朝鲜战争的需要，较多地保留了日本原有的社会结构因素和传统文化基因。

　　其二，在德国，纳粹文化是世界经济危机和德国民族情绪激荡而生的一个“暴发户”，其历史文化的根基比较浅。在日本，天皇制、武士道精神等则有更为悠久的历史文化渊源。

　　其三，德国是基督教文化传统的国家，在基督教文化中，“原罪”意识和忏悔行为是两个重要组成。德国在对二战历史进行反省和忏悔时，是比较容易、比较顺当的，没有什么文化障碍。在日本，有论者认为，其文化的一个重要传统是所谓“耻感文化”。这种耻感文化或有两种走向，一种是知耻近乎勇，一种则是避耻和掩耻。二战之后，在日本老一辈人当中，两种走向均很突出，有些日本人致力日中友好，希望对历史有所弥补的精神很感人；有些日本人则以战败为耻，而不以侵略为耻，始终拒绝正确面对历史。日本战后的新生代则有较多的“无关”意识，认为历史上的事与我无关，凭什么让我背包袱。

　　纳粹主义是一种最极端的种族主义。今天在德国，种族主义的文化基因恐怕还是一种潜隐的存在。在欧洲、在美国，情况也是如此。在特定的时空条件和形势下，这种文化基因也有再度暴发生长的可能。经济的全球化，人口的全球流动，还是有可能在危机时形成一种触发点，对此，人们仍然必须保持足够的警觉。

    （选自《 人民日报 》 2010年1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