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8月15日，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北戴河接受了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６０分钟” 节目主持人麦克·华莱士的专访，就中美关系、中国国内问题等回答了他的提问，阐述了中国在这些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和方针政策。

　　关于中美关系，江泽民说：１９９３年，我见到克林顿总统时就对他说，我们应该登高望远，把一个和平、稳定、繁荣的世界带向新的世纪。中美关系总的来讲是好的。当然，这里面也有风风雨雨，有时多云，有时甚至乌云密布，有时也多云转晴。美国有的人不希望中美两国友好，总是有些噪音。美国由于经济力量、科技力量比较发达，往往把自己估计得太高。美国的政治家往往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色彩。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历史文化的国家，有１２亿多人民，中国通过２０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有了相当的国力基础，美国不太敢小看中国。现在快到下一个世纪了，应该努力使得中美关系朝着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前进。美国两党任何一个候选人当选下届总统以后，从全世界的战略利益考虑，都应该进一步促进中美的友好关系。

　　关于美国发展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和战区导弹防御系统，江泽民说，美国一定要搞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和战区导弹防御系统，这对整个世界和平是很不利的，因为这在世界造成了一种气氛，使人们感觉到不是大家都在从事和平与发展的共同事业。这非常自然地会使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感到是一种威胁。我们是有核武器的国家，但是，我们把核武器始终维持在最低数量，同时我们宣布绝对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我们反对美国搞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和战区导弹防御系统。这个态度是很鲜明的。我们绝不会使我国的安全利益受到损害。中国增加国防力量是很正常的。

　　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江泽民指出，我们建设的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这个发展方向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十分明确的。邓小平同志确定的改革开放政策非常成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达到共同富裕。“致富光荣”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要使全体人民都富裕起来，不但使自己富裕，也使国家富强起来。中国一直把精神文明看得很重要，对于道德的高尚一直非常重视。物质丰富而道德精神堕落，这是所有国家领导人都不愿看到的。我们要学习西方进步的文化成果，包括发展科学技术、经济的经验。当然，这必须同我们的国情相结合。正是由于遵循这个原则，我们这几十年取得了比较大的成绩。西方往往希望我们都变成资本主义。如果世界上都成了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岂不是太单调了。世界应该是丰富多彩的。

　　关于中国的政治制度，江泽民指出，中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还有八个参政党。你们的一些议员问谁是反对党？为什么一定要有反对党呢？美国把自己的价值观念运用到全世界，往往用你们的逻辑思维去推断其他国家的政治等各种情况，想象整个世界每个角落都应该按照美国的政治制度去行事，这是非常不明智的。美国的选举制度和中国的选举制度不可能完全相同，因为我们两国的历史传统、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教育水平和社会制度不一样。每个国家的选举制度要根据它自己的情况确定。

　　在谈到“新闻自由”时，江泽民指出，我们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中国的新闻是有自由的。而这种自由要服从和服务于维护国家和公众的利益。这在西方也不例外。不管哪个国家，哪个党派，都有新闻出版物宣传它们的主张。中国有１２亿多人，新闻的导向确实很重要。不论是中国的新闻界还是西方的新闻界，它们可以有自己的看法和意见，但是对客观事实不能歪曲。中国的新闻，特别是对我们的《人民日报》，人们非常重视。如果它把某一个事实报道错误了，老百姓会信以为真。不像你们那儿，反正随便报，就是不符合事实，也无所谓。我们希望从因特网中接收有益于中国发展的各方面信息，但我们希望尽可能限制一些不利于我们发展的消息。因特网上有许多不健康的东西，特别是“黄毒”，这对我们的青年一代是十分有害的。我们是要有选择性，正如美国同样有选择性。关于中国的新闻，美国的报道是很少的。美国在这方面的技术水平比我们要高得多，美国的媒体在新闻选择方面要求也是很高的。

　　在谈到人权问题时，江泽民表示，我们年轻时代参加学生运动，开始时是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我们反对国民党反动政权。那时，我们没有民主，没有自由。新中国建立以后，我们一直在努力发扬人民民主，不断地发展民主、改进民主。我们不允许别有用心的人打着所谓“民主、自由”的旗号推翻我们的政权。我国宪法、法律规定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但“法轮功” 是邪教，与正常的宗教有本质差别。我们双方在价值观念上确实有很大的不同。中国每天大概有五万二千名婴儿出生，一年近两千万。我们经常考虑怎样使中国１２亿多人生活得幸福，水平不断提高。

　　在谈到反腐败问题时，江泽民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我们在为人民服务的过程中取得了人民的信任。腐败是一个历史的现象，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但我们的态度一直是坚决反对它。反腐败必须用法治的办法，用舆论监督的办法、教育的办法逐步地把它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