蓬勃发展的中国为富有冒险精神的外国高素质人材提供了良好机会。很多人大学毕业后直接来到中国。

　　○中国的工作条件大为改善。仅在上海居住的德国人就超过1.1万。

     《世界报》记者妮娜·特恩特曼（Nina Trentmann），上海

　　闲在家？现在没有多少人这么想。由于经济不景气，楚克（Hadas Zucker）和她姐姐开的时装店客源流失，开不下去了。楚克心情沉重地关闭了这家位于特拉维夫的小店。接下来该怎么办？楚克的姐姐有两个年幼的孩子，不能离家找工作。但楚克没有家庭负担让她必须留在以色列。很久以来，以国内经济越来越差，但她的许多朋友却不愿面对现实，这让楚克很生气。

　　当此前为楚克的商店加工服装的工厂邀请她去中国发展时，她立刻就接受了。“这听上去很棒！反正我也没什么可失去的，何不去中国试试呢？”半年过去了，现在，楚克在一家设计公司谋得一个职位。她到上海的决定是正确的。

　　王（Andrew Wong）来中国，也是出于类似原因。这位华裔澳大利亚人今年35岁，与妻儿在德国生活了8年多，家住慕尼黑附近的一个小城。他有自己的房子，是一名工业设计师。“这里缺乏动力和热情。我总觉得，自己什么都行。”

　　慕尼黑安逸的生活让王感到无聊。他说：“中国具有巨大的吸引力。”这天早上，他坐在原法租界的一间着名的咖啡厅Amokka中对记者说。“中国每天都发生如此多的变化，新设计层出不穷，而在德国我却无所事事。”于是，他辞去了德国的工作前往上海。“这种感觉好像破釜沉舟。”2012年8月，他把妻儿留在德国，只身来到2300万人口的上海，当上了一名自由职业者，享受着自由。

　　像楚克和王这样，认为“在上海一定会得到更多”的人并不在少数。越来越多的欧美年轻人涌入上海，坚信蓬勃发展的中国将给他们提供有趣的机遇。与其在自己的国家经受失业和抑郁，不如来上海或北京工作。欧债危机后，这一趋势更加明显。据中国公安部门介绍，近年来，在华德国公民数量不断上升，目前已超过2万。据世界银行统计，2011年，超过4800名外国人在华获得长期居留许可，这一数字正在增加。与10年前不同，现在涌向中国的外国人不再只是冒险家，更多的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工程师、设计师、制图师、律师和商人。越来越多的人大学毕业后就直接来到中国。

　　科隆德国经济研究院经济学家考佩尔（Oliver Koppel）称，越来越多的德美大学毕业生在中国找到富有吸引力的工作。中国对劳动力的需求发生彻底变化。就在几年前，中国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还不高。但现在，上海能为工程、生物技术和经济领域的高素质人材提供良好的就业机会。仅在上海及周边地区，就居住着1.1万多名德国人。

　　34岁的施特拉特曼（Eike Stratmann）女士是柏林人，4年前与其丈夫一起到上海生活，现任《上海艺术地图》发行人。施特拉特曼说：“许多人把上海作为一个中转站，在这里呆2、3年后就离开，这令人遗憾。我在这里有不少朋友，还认识了许多新朋友，但当与他们交换手机号时，我就知道，他们会先于我离开。”因此友谊很浅。不久前，她的一位德国朋友就去了美国。

　　随着中国对世界经济重要性的上升，许多美国企业家也来到中国。现年30岁的华茨（Alison Watts）便是其中之一。3年前，华茨还在纽约为贝塔斯曼工作，但她下意识地认识到应有所改变。华茨表示，自从她的一位朋友去了上海，她也在考虑这个问题。

　　几天后，华茨被解雇。“这就像一个信号。我买了张单程机票就出发了。”如今，华茨在当地一家电视台工作，负责一档文化节目。她将其成功归功于上海：“与纽约、巴黎、东京、香港等万事皆备的城市相比，这里机会更多。”

　　对希腊人桑第斯（Ilias Tsiantis）来说，家乡的情况十分黯淡。他曾在雅典一家公司工作，公司虽能勉强运转，但他一直为自己的前途担忧。继续呆在负债累累的希腊令他感到不安。“希腊对未来没有真正的计划，这样只能使经济停滞。”这名年轻人看不到希望，于是他辞掉工作到了上海，成立了自己的公司，经营一家希腊餐厅。

　　对楚克、王、桑第斯和华茨而言，去上海的决定是值得的。他们对现状更满意，愿意承受收入减少、与家人分离等代价。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毕业生马修（Charlie Mathews）认为中国工作收入较低并无大碍。他在一家非政府组织工作，致力于中国工业化的可持续发展。25岁的马修表示，在华生活开销低于伦敦。这是为自己赢得竞争力的个人投资，尽管他的同学没有一个来中国。

　　马修希望在中国继续工作一段时间，在回英国后，用在中国积累的更多工作经验为自己加分。华茨在中国每月只赚约2000欧元，比在美国少很多。她说：“工资的确不高。但如果继续留在纽约，我可能已经失业。”

　　（来源：《世界报》3月15日，啸雪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