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8点半，在北京政法大学的303教室，马尔科·哈泽（Marco Haase）正在对20名学生介绍德国的合同法和债务法。"受法律约束的意愿"（Rechtsbindungswille）这样的专业词汇对于学生们来说还是有点难度，尽管他们已经接受过一年的德语强化训练。哈泽在政法大学的中德法学研究所已经任教４年了，他认为这份工作确实非常富有建设性："这是一个完美的结合，一方面是亚洲和陌生文化给我带来的刺激，另一方面我可以参与这样一个研究所的组建，还有就是我认为德国的法律理念非常重要也非常有趣，我在这里有机会跟中国人分享德国法学的经验和知识，这也正是中国所需要的。"

　　在中国，像哈泽这样的德国学者还有很多。要想在这儿工作，必须具备一定的开拓者精神。哈泽办公室里的暖气坏了，外面天寒地冻，他打开空调，暖风徐徐吹送到整个房间。"嗨，这都不算什么。你总是能找到解决的办法，比如再找一个小一点的暖风机放在脚边，这样就可以从头到脚都暖和了。"哈泽对于这样的办公室条件并不感到困扰。

　　在另一位德国学者奥波海特曼（Andreas Oberheitmann）那里，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这位经济学家和汉学专家在中国最顶级的高等学府--清华大学的一个国际环境政策研究中心担任领导工作，这个研究中心虽小，却五脏俱全，它坐落在一栋非常现代的高层教学大楼的10层。工作语言是中文，授课则用英文。这里还经常为中国政府领导层提供咨询，并开发绿色环保的城市规划方案。这些项目总能给奥波海特曼带来工作激情："在这里一年能办成的事儿，在德国可能要等上５年。另外一点，可能也是更重要的一点，我在这里感觉自己至少能够为改善环境作出一点贡献。"

　　这种"用行动改变世界"的成就感，许多外国学者都颇有同感。而中国教授常常受到的那些政治上的限制，他们完全没有体会。法学家哈泽表示，这令他很意外："我完全没有遇到任何政治问题。在授课方面，我可以享有绝对的自由，我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来安排课题。我原本还以为，这些都会受到监控。"

　　然而，日耳曼语言学者维斯道夫（Andreas Wistoff）的感受却不同。他在人民大学德语专业任教。由于在文学领域里经常会涉及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因此这需要一定的细微辨别能力。与此同时，正是文学开启了批评的大门。他说："大文豪席勒也是通过在他的戏剧中塑造一个完全不同的时空，间接地映射批评当时的贵族社会。我们完全可以以文学为例，就一些社会现象进行讨论，并举一反三地推导到中国的情况上去，这是可以的。但是直接地对当今中国进行抨击，这是不行的。"

　　所有到中国来工作的外国学者都深知一点，他们在这里会遇到一些迫不得已的事情，他们是不可能改变现有中国体制的。哈泽表示，不管怎样，自己还是个外人。"我在这里是一个局外人，人们也都把我们当老外来对待。这意味着我们有很多特权，比如工资待遇就比中国同事高，但反过来讲，我们永远也不能彻底融入中国的体制，他们不会邀请我参加一些会议。在美国或者法国的大学里，你作为外国人还有可能融入他们的体系，但这在中国是不可能的。你是老外，就永远都是老外。"

　　因此，几乎每一个在中国任教的德国学者都认为，自己早晚还是要回德国，或者至少回到西方世界。因为不管陌生的中国大千世界有多么吸引刺激，几乎没有人在这里能有回家的感觉。

　（作者：德国广播协会驻京记者　鲁特·基尔施讷）